“你看看，這溝里水是黑的，都是周圍廠子排污造成的。”安徽省蚌埠市禹會區王崗村一位段姓村民一邊和記者說話一邊用手比劃著，“這里是生化廠，那里是化工廠，那邊是印染廠……”

　　這條叫八里溝的小河，寬三米多，直通淮河。記者近日看到，八里溝的水烏黑，惡臭味直嗆人。而距八里溝數百米的地方還有一條叫席家溝的小河，比八里溝要寬得多，其進入淮河的河口處也是漆黑一片。

　　監控設備準點下班污水處理廠也排污

　　當地村民告訴記者，他們這里許多土地都被征用了，近年來辦了很多企業，環境污染也隨之而來。“污染占大頭的還是豐原集團的一些廠子。”

　　據介紹，村民所說的豐原集團可不是一家小企業，是蚌埠市乃至安徽省的重點企業集團，其偷排暗排、超標排污由來已久。國家環保總局今年3月暗訪安徽沿淮流域，發現的18家涉嫌違法排污的企業中，豐原集團就有4家企業“入圍”。后經安徽省環保部門核查，排除了兩家，確認了豐原燃料酒精有限公司和蚌埠第一污水處理廠的超標排污事實。而這兩家企業排污的方式也令人瞠目結舌。

　　參與調查的一位環保局的執法人員說，豐原燃料酒精有限公司的廢水處理設施仍在調試之中，但企業依舊擅自違法生產，日產廢水達600噸，遠遠超出了廢水處理能力范圍。“更為嚴重的是，該企業院內大塘里違法儲存大約10萬噸的高濃度生產廢水，一旦泄露或偷排，將造成重大污染事故。”

　　污水處理廠排污聽起來像是奇聞，但卻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蚌埠第一污水處理廠。

　　一位知情者說出了該污水處理廠的污水處理秘密：由于處理污水成本很大，機器一開，錢就像水一般地流走。那么少投一份料、少用一度電、少開一臺機器，就能省下不少成本。

　　知情者還說，為了監控污水處理廠的排放，環保部門在該廠安置了排放同步監控設備。這個同步監控設備很有意思，跟公務員一樣上下班。在“上班”時間，污水處理廠盡可能排放達標的污水，只要“下班”時間一到，排放的就是黑水了，直到第二天“上班”才轉成達標水排放。

　　看地方領導眼色行事排污廠成為掌上明珠

　　據了解，3月被國家環保總局列入涉嫌違法排污“黑名單”的18家企業，有的已經得到了處罰。豐原燃料酒精公司被罰款10萬元，征收排污費90萬元；蚌埠席家溝飼料廠超標排污，被依法取締；界首市化肥廠和界首市中原皮革廠被責令停產整頓……

　　對于給這些企業的處罰，有地方官員甚至還為他們叫屈。理由是這些企業對地方經濟發展和安置就業貢獻很大。一位地方政府官員直言，要不是國家環保總局抓了個“現行”，平時是沒有人敢動的。

　　這位官員道出了這么多企業敢于大膽超標排污的根源。由于這些企業在當地貢獻大，往往被奉為“掌上明珠”保護起來。政府一道道不準進入企業檢查的“令牌”成了這些企業的“尚方寶劍”。

　　安徽省阜陽市環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坦言，盡管環保監察力量不足是客觀因素，但對于哪些企業超標排污還是有底數的，之所以不查處或難以查處，主要得看地方領導的“眼色”行事。環保部門官員的帽子在地方領導手里，職務的升遷變動往往取決于地方領導的“滿意”與否。環保部門只有主動積極地配合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才能“生存”下來。那么，當地方環保效益與地方經濟利益甚至長官意志發生沖突時，執法的能力自然會受到限制。

　　“只有擺脫看領導‘眼色’行事的尷尬環境，執法部門在查處違法事件時才可以理直氣壯。”在聽說了知情人披露的內幕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王世汶建議，改變環保部門管理體制，將環保部門從地方管轄中“解脫”出來，實行垂直領導，各級環保部門人、財、物應由上一級部門負責。

　　王世汶認為，在我國，環境保護之所以舉步維艱，是因為在政府和普通民眾兩個層面上都存在明顯的動力不足、激勵不夠的因素。我國各級政府，在以任命為主要形式的干部選拔制度背景下，其最大的利益驅動就是盡可能地滿足各項政績考核指標。盡管我國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在兼顧發展與環境方面已有一定的進步，但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忽視或輕視環境和生態的特征依然相當明顯，這使得各級干部尤其是地方主要領導干部追求環境改善的動力明顯不足。

　　“另一方面，我國的政績考核程序不是基于獨立的調查統計，而是以層層上報為主要形式，這就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虛報成績方面存在較大的可操作空間。”王世汶說。

　　與政府保護和改善環境動力不足的原因相對照，普通民眾的“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普通民眾在獲取環境和生態方面信息的渠道一般只限于每年一次的環境公報和大中城市的空氣質量周報等，國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所獲得的許多基礎資料，變相地成了某些部門的“資源”，甚至成為了“內部消息”和牟利的工具。

　　開發區成為排污保護區環保執法處于缺位狀態

　　在被國家環保總局通報的名單中，安徽華皖碳維有限公司的違法事實是長期偷排，性質惡劣。當地環保部門說，華皖公司長期偷排的根子是其所在地蚌埠高新技術開發區的“保護”。這種保護主要是環保部門根本不敢進入開發區進行執法檢查，理由很簡單，開發區的企業都是招商引資來的，弄不好會被扣上破壞投資環境的罪名。

　　安徽省環保局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說，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開辦了許多開發區、工業園，設定了很多優惠措施和保護辦法，環保等執法部門的權力都由開發區代位行使，這使得環保執法其實處在缺失狀態。正是看到這一點，越來越多的高污染企業往往通過招商引資的路徑進入開發區，把開發區當成了他們的保護區。更令人擔心的是，隨著招商引資工作激烈的競爭，一些開發區、工業園甚至投污染企業和項目所好，開辦諸如化工、電鍍等專門工業園，讓一些高污染企業輕易穿上一個“馬夾”，就搖身變成了高技術、新技術產業項目。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孫自鐸說，開發區、工業園招商引資并沒有錯，關鍵在于招商引資是不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近年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哪里工業經濟高速發展，哪里的生態環境就會迅速惡化，這在一些縣區、鄉鎮幾乎成了經濟發展的標志性特征。

　　罰款低于改進費用環評規定形同虛設

　　安徽省環保局有關負責人說，如果嚴格按照環境影響評價“過濾”進區企業，一些環境污染是可以控制的。

　　然而，一位縣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對記者坦言，他的招商任務特別大，一個項目往往有多家爭搶，沒辦法只有一再降低門檻，甚至越政策紅線。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環境影響評價在一些地方往往形同虛設。安徽省皖北一個市所作的一項統計顯示，該市近年上馬的企業環評率不足40%。該市環保部門的負責人說，按規定，對于新建項目，環保部門審批應該是工商審批的前提，但往往是環評這一關被忽略了。這主要是一些地方為發展經濟，在環境影響評價的審批中，支持鼓勵“先上車、后補票”，對一些不符合產業政策、選址明顯不合理的項目也先行審批。

　　知情人透露，這里面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是長官意志的影響，個別地方要求環保部門片面為經濟發展服務，在規避法律上打擦邊球，甘做“橡皮圖章”；其二，由于環境評價的需求和供給已經形成了比較充分的競爭市場，評價單位和一些評審管理部門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往往違背原則，迎合建設單位的意圖，造成了環評行業中腐敗、交易之風盛行，嚴重損害了環境影響評價的客觀性和權威性。一些污染嚴重的建設項目其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卻是合格的，符合應有的手續，這使得環評工作流于形式。

　　安徽省人大城建環資工委有關人士認為，這與環評法的法律缺陷有關。他認為，環評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種類單一，主要以罰款為主，且罰款數目又過低，一般罰款額在20萬元以下，而企業用于加強和改進環保設施的費用遠遠高于罰款。立法上應該解決這種錯位現象，對一些嚴重環境問題和事件，應當追究當事者的刑事責任。

　　(來源：法制日報，記者 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