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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設計的政策藍圖中，并沒有給中低收入者留下足夠的住房空間，其他普通人也沒有更多的棲居選擇

　　筍崗村是深圳一個著名的城中村。和城市里的小區比，村內的居住條件幾乎可以稱為惡劣。

　　這里的陽臺臨近鐵路，每當貨運車從陽臺外經過時，都會有貨車上的氣味飄進來，有時候是生豬的騷味，有時候是生菜腐爛的氣味。村內的公共道路沒有人投錢去修，每到下雨的時候，都要踩著鋪設的木板才能進村。

　　可是這里的租金便宜。一般的農民房租金僅為200～300元。它成為了約占深圳一半人口的低層打工仔的住處。皇崗等地的農民房，經過整修，則可以租到700左右。

　　雖然身為城市景觀的疤痕，這些城中村卻為深圳急速發展后產生的住房問題貢獻不小。據深圳市前總規劃師郁萬鈞介紹，深圳市的農民房占整個城市住宅供應面積的一半以上。

　　城中村：城市的第二種選擇

　　城中村本來是深圳城市開發中被遺忘的角落。

　　特區建立初期，國家并無資金支持，深圳不但缺乏一次性贖買農村集體土地的資金，甚至連城市建設都要依靠貸款和外來力量進行。因此特區初期給予原住民一定的宅基地，但那時并沒有“公共”的概念，所以并未像城市用地利用一樣要求各村為市政管道、道路等設施預留空間。

　　再加上原住民以“打方格”的簡單方式自行劃地，對公共配套設施不予考慮，就為后來的城中村違建密密麻麻，衛生臟亂差，治安、消防、安全隱患重重，配套設施無法與城市對接等問題埋下了伏筆。

　　但隨著深圳移民的迅速增加，這些農民房已經自覺為當地農民解決了生計問題。因為面積廣大，價格低廉，農民房成為很多剛到深圳闖世界的新移民的棲息之所。“雖然居住環境臟亂，”郁萬鈞說，“但這些房子最起碼的積極意義在于，它為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提供了一個較低的進入門檻，從而保證了深圳的高速發展。”郁萬鈞說。

　　廉租房拿地之困

　　但對有購房潛力的白領群體，農民房并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權宜之計。

　　梅里苑是深圳早期建設的周轉房小區，也就是俗稱的廉租房。這個占地只有幾萬平方米的小區，毗鄰深圳最著名的福利房大盤——梅嶺一村。

　　這里三面環山，背靠一個水庫，地理環境相當優越。“但以后再找這樣的地就難了。”深圳市前住宅局副局長董日臣嘆息說。

　　身為深圳市前房改辦副主任，董日臣經歷了整個深圳市的房改。從1988年開始，依靠住宅局的建房賣房累計起來的自有資金，5年時間解決了深圳公務人員的住房，再用5年時間完成了企業職工的住房改革。這使深圳成為全國房改的樣板。

　　但是，這個成功的房改里卻有一塊缺口：提供給非常住人口的周轉房。 在中原地產深港研究中心總監張偉看來，政府住房保障體系不健全是目前深圳房價上漲過快的重要原因。

　　其實在深圳的房改文件里，董日臣和他的同事已經提出了廉租房的建議。1992年，董日臣又向市領導提出了建設廉租房的建議，“當時市領導非常支持，說今年就建10萬平方米的住房。”

　　深圳市規劃局前總規劃師郁萬鈞回憶，在深圳早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也嘗試過建設廉租屋，用來提供給外來移民和非常住人口居住。但做起來后發現，香港建設大規模廉租公屋的模式，深圳難以借鑒。

　　深圳的移民太多，深圳政府沒有那么大的財力，也沒有責任為來自全國的外來人口創造居住條件。

　　而深圳早期提供的幾個廉租房樓盤，據深圳市國土局要求的申請條件：非本市常住人口的，可以持收入證明向國土局申請。而且租金也比當時的市場價低了許多，只做到保本或微利。

　　但廉租房的實際建設卻舉步維艱。深圳住宅產業局通過房改，已經積累起了一筆住宅基金。“如果要做，是完全有錢的。”董日臣說，“關鍵是拿地。”

　　1997年，住宅產業局向主管城市住宅的市領導要地。因為在市區有一塊30萬平方米的地。

　　但是這個要求被拒絕。當時市領導的答復是：“哪能都給住宅局啊。”

　　“從那時開始，我感到市里的思想有變化了。”董日臣日漸感受到了政府在批地上的態度轉向。給住宅局的地越來越偏，地段比較好、開發成本低的地皮一般都被用做商品房開發。

　　最后住宅產業局只要到了7萬平方米的地，剩下的20多萬平方米，被其他風格各異的商業小區瓜分了。

　　1997年，董日臣去考察了一塊剛分給住宅產業局建政府房的地。這塊地在關外，四周一片荒涼，“如果要開發，成本非常高。”董日臣說，“而且人們也不愿意來這里住。”于是這塊地一直荒置，至今未動工。

　　“由于(廉租房)數量太少，需求缺口太大，部分存量資源被掌控者當作生財之道轉租出去，偏離了最初建設的初衷，最后不得不放棄。”郁萬鈞說。

　　2000年，深圳市取消了房屋供應的雙軌制。“不再劃撥微利福利房的土地，”郁萬鈞說，“原來劃撥給住宅局的土地繼續建設，建完為止。” 此后不久，住宅產業局并入國土局。這似乎昭示著政府房與商品房的土地之爭告一段落。

　　深圳市的廉租房陷入停滯。解決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就交給了農民房，由它代為行使廉租屋的功能。

　　地產商：廉租房的新力量？

　　隨著國六條的提出，廉租房的建設被提上日程。在商品房之外，一些中低收入者似乎看到了另一種選擇。

　　深圳政府今年提出10年建設2000萬平方米的廉租房，按50平米一套預計，一年會有4萬套供應市場。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深圳市已經為廉租房批了第一塊地，占地約40萬平米，預計明年年底前入市。

　　關于廉租房的利好不斷傳出。2006年5月，萬科房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石公開表示：深圳“第五園”將成為萬科推廣廉租房的“試驗田”。

　　也是在今年年初，深圳業界傳出萬科正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與羅湖區政府洽談合作的事情，建筑面積達到130萬平方米以上，意在利用開發商的力量，給市場提供新的住房選擇，

　　但半求認為，這樣的消息仍是商業舉措。“萬科拿地一事，按照土地交易方式是走不通的，所以通過建設部分廉租房的形式淡化商業色彩。而將絕大多數都是商業的項目包裝成廉租房這樣的公建項目，這只是第一步，主要目的是為走程序鋪平道路。原來與政府距離很遠的萬科，勢必走得越來越近。”

　　“我國廉租房的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在制度沒有保障的情況下，萬科做廉租房是不能持續的，”陳勁松話鋒一轉，“但這是為以后做鋪墊，一旦政府‘閘門放開’，萬科憑借其在廉租房建設上的先期經驗，就有足夠的把握參與投標。”

　　當商品房成為社會口誅筆伐的對象時，廉租房似乎成為了一個正面的符號，一個救市的圖騰。

　　而在土地日益稀缺的地產市場上，廉租房又成為了政府責任、土地和商業利益交織在一起的載體。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