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 何日唱主角？

　　容量4.5兆瓦的太陽能發電裝機、國內面積最大的太陽能光伏電池示范區、超級電容車、江水源熱能采集技術……這些都是本屆世博會上嘗試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從各種可再生能源，到高效率的能源使用方式，上海世博會從各個角度詮釋了可再生能源所創造的經濟活力，也讓人們更加關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狀況。

　　經濟發展離不開能源的消耗，誰擁有更多的能源，誰就擁有經濟發展的主動權。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能源生產的第一大國和能源消費的第二大國，也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高度重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這不僅關系到能源安全，也是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節點。

　　日前，在歐盟館舉行的中國-歐盟能源合作大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研究員不僅較完整地描繪了我國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的現狀，也對該領域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因地制宜利用

　　可再生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水能、地熱能、海洋能等多種能源，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開發任何一種可再生能源都需要大量投入，成本很高。因此，專家認為，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關鍵在于因地制宜，只有根據不同能源的特點、優劣，有所取舍地進行重點發展才會事半功倍。從目前實際狀況來看，應著重利用好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

　　數據顯示，去年我國并網風力發電的年產能量為269千瓦時，在所有用于發電的可再生能源中處于首位。去年新增風電裝機容量約1300萬千瓦，累計風電總裝機容量已達到2580萬千瓦。韓文科指出，今后，風能開發應按照 “陸上為主，并網為主，注重分布式發展，加快產業化建設”的思路進行。近期以陸上為主，重點開發西北、華北、東北以及東部沿海地區，這些地區比較適宜建立較大規模的風電場；而在受地形及電網條件限制、難以成片開發的地區，可以建設中小型分布式風電場；至于近海風電的發展，可以在江蘇、上海等地建立若干個海上試驗風電場，為5年后大規模發展近海風電積累技術和經驗。

　　在太陽能利用方面，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太陽能光伏電池生產國，達到年產400萬千瓦光伏電池的高生產力，新增裝機16萬千瓦，累計裝機30萬千瓦。太陽能熱水器的年生產能力也很高，達到4200萬平方米，累計太陽能熱水器使用量超過1.45億平方米，占世界太陽能熱水器總使用量的60%以上。在韓文科看來，未來，太陽能的運用范圍應該更加廣泛，形式也要不斷豐富，比如太陽能一體化建筑、太陽能制冷等都是發展方向。他指出，在并網太陽能光伏發電方面，近期應主要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大中型城市推廣屋頂并網系統，未來技術成熟時，可在河西走廊、青藏線、寧夏和內蒙古沙漠邊緣等太陽能資源豐富又靠近電網的地區安裝大型并網光伏系統。

　　此外，我國生物質能開發利用也已有較大發展，沼氣池達到3700多萬口，大型沼氣設施達到20000多處，沼氣年利用量達到了約142億立方米，生物質能發電裝機累計達到412萬千瓦。去年我國生物質能發電的年產能量為184億千瓦時，在可再生能源中排名第二。由于生物質能的技術種類較多，未來生物質能的發展應在 “不與民爭糧、不與糧爭地”， “不與農田爭水源、不與禽畜爭飼料”的前提下多元起步，韓文科以發展非糧生物質交通燃料技術為例說明，近期來看，應發展非糧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項目，比如在廣西、海南等地開發以木薯為原料的燃料乙醇；在山東、黑龍江、內蒙古、新疆等地開發適宜在鹽堿地生長的甜高粱為原料的燃料乙醇；而在四川、云南、貴州等地則開發以麻風樹等能源林為原料的生物柴油項目。

　　占比提升不易

　　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到2020年，提供每年6億噸標準煤以上的能源供應量，使可再生能源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15%左右；到2030年，提供每年10億噸標準煤以上的能源供應量，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20%左右；到2050年，提供每年20億噸標準煤以上的能源供應量，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1/3以上。

　　要實現能源消費結構的根本性改變，必須走通可再生能源產業化、規模化之路。專家認為，成本高、競爭能力弱，這是目前發展可再生能源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產業體系較為薄弱，沒有健全流暢的產業體系，可再生能源的產業化發展就難以突破。目前，我國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設尚不完備，不能完全適應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要求。主要表現在：各種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專項規劃或發展路線圖未成體系，專項政策的制定和項目決策缺乏公開透明，產品質量檢測認證體系相對缺乏等方面。此外，在協調可再生能源利用與社會發展、自然環境保護方面也缺乏一系列的保障機制和配套政策，比如，在開發水電、生物質能的進程中，缺少針對移民安置、土地利用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另一方面，技術研發投入不足，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在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關鍵工藝、設備和原材料等方面，我國仍嚴重依賴進口，受制于國外技術的壟斷。例如大型風電機組的軸承、太陽能電池的核心生產裝備、纖維素乙醇所需的高效生物酶等，都采用的是國外技術。這是由于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基礎研究較為薄弱，創新性研究起步較晚造成的，具體來說，目前用于技術研發的資金支持明顯不足，未能制定連續、滾動的研發投入計劃。

　　自主研發是關鍵

　　新能源正在成為經濟增長核心產業，有專家預估，到2020年，中國新能源總投資預計將達4.5萬億元，能拉動全社會總投資9萬億元。前景非常廣闊，關鍵是如何撬動這一產業。

　　對此，韓文科強調，我國要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就必須加強基礎性研究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他說，目前世界上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較好的國家，都是建立在對基礎性研究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之上。比如，美國建立了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專門開展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研發，統領全國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發；丹麥有全球最大的風電企業維斯塔斯，其核心技術就來源于丹麥國家瑞索實驗室。這些國家級的研究機構將產學研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促進了國家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

　　因此，我國必須加大對基礎性技術研究的投入，為創新能力的培養提供條件。此外，也要盡快將可再生能源的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及產業化納入國家各類科技發展規劃之中，在高技術產業化和重大裝備扶持項目中安排可再生能源專項。

　　當然，除了技術方面的保證，政策制度、資源評估也必須跟上。韓文科表示，國家能源主管部門應該統一協調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政策問題，盡快制定和完善可操作的政策實施細則，從而保障不同時期各類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市場空間，減少部門間相互掣肘。近期來說，應對風能、太陽能進行資源普查和評估，對生物質能資源生產所需要的土地資源、水資源展開詳查工作；中遠期來看，則需要加強生物質能資源大面積種植的試驗和試點工作，做出資源種植的發展規劃。另外，他也建議對地熱、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新品種的利用可能性進行研究。(王碩 本報記者 陸綺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