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對氣候變化這樣的全球性問題上,僅僅有政治意愿,僅僅產生一些口頭上的共識,是遠遠不夠的。

　　被喻為“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延遲了一天之后于19日閉幕。持續兩周時間的會議充滿著激烈的爭吵,談判不時地陷入僵局,最終僅僅是通過了一個篇幅很短、內容扼要、又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本,即《哥本哈根協定》。

　　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不僅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生存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影響,而且也正在對人類文明本身構成嚴峻的挑戰。氣候問題不是一個純粹的環境和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政策)、法律甚至道德上的問題。因此,解決氣候變化,已經遠遠超出任何單一國家的能力范圍,而必須依賴于國際社會所有行為體的一致行動。各國之間尤其需要形成伙伴關系,通過構建良好的合作共治網絡,來共同應對這個全球性問題,從而切實維護起全球公共利益的責任。

　　也正是在這樣的現實需要面前,哥本哈根會議即便不是一次完全失敗的會議,也絕對談不上是一次取得重大成就的會議。按照WWF全球氣候行動負責人吉姆·卡斯坦恩的話來說,經過兩年的氣候談判,哥本哈根會議產生的是一個無力的協議,離形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還相距甚遠,因此,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談判“距離完全失敗只有一步之遙”。誠然,是否締結并通過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固然不是判斷會議是否取得成功的唯一標準,但是,各國談判代表當初都是帶著希望去到哥本哈根的,都希望能夠在那里產生一個為各國所接受的協議。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協議并沒有產生。顯然,會議結果表明,各國實際的控制氣候變化的協調行動與人們的理想愿望之間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大會沒有縮小這方面的差距,而是把差距留給了未來。本來,哥本哈根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把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2年—2020年)的減排目標用法律形式確立下來,但會議沒有實現這一目標,而只是羅列了部分國家先前公布的承諾。與此同時,哥本哈根議題中的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支持承諾,也沒有取得預期成果。發達國家暫時只肯就未來三年每年的資金作出承諾,其口頭上作出的一些長期融資承諾,由于缺乏制度化保障而有可能成為口惠實不至。再者,爭論得最為激烈的發展中國家減排行動的性質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治理結構的參與問題。在本次會議上,發展中國家是自主減排還是接受監督(即所謂的排放的可量度、可報告與可核實),這個問題也沒有形成最終的共識。

　　我們不能把哥本哈根會議的不成功歸咎于各國解決氣候變化的善意和誠心存在問題。這次氣候談判的失敗,有著很多非常復雜的因素。首先,擺在我們面前的氣候變化問題,實在是一個太過復雜的問題,它幾乎把政治、法律、經濟、道德和技術等所有領域的問題都糾結在一起,它因而也是人類面臨的困境的集中體現。其次,在如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背后,存在著的觀念和利益沖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和如此深刻,以至于要達成一些最低程度的共識都是十分不易的。要在200多個國家之間通過談判達成共識,光靠政治意愿和政治智慧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我們首先就沒法跨越國家之間極端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發展的問題。同樣嚴重的是,那些在談判桌上爭得面紅耳赤的談判代表,也還受制于其國內分裂的利益群體之間的斗爭結果。

　　要在明年的墨西哥城的第16次締約方會議上,甚至以后更多次的會議上,解決這次會議沒有解決的那些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國際社會必須在諸多方面形成廣泛的共識,爭吵、相互指責、推卸責任,都不是應有的選擇；諒解、理解、平等、合作,才是解決困境之道。其中最重要的共識應該是,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必須是和諧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必須在追求和維護公平的價值下實現各自的發展。因此,必須維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是促進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基礎；必須在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緩行動之間實現合理的平衡；必須建立制度化的平臺來落實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持久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哥本哈根會議留給我們的教訓是,在應對氣候變化這樣的全球性問題上,僅僅有政治意愿,僅僅產生一些口頭上的共識,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采取其他的切實行動。這些行動,能在明年的墨西哥城會議上得到體現嗎?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應該重新啟發人類的思考。（作者唐賢興 系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