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哈爾濱水價聽證會鬧出“怒砸礦泉水瓶”事件。退休教師劉天曉堅決反對漲價，但卻得不到發言的機會。情急之下，他朝大會主持人扔了礦泉水瓶。

　　12月16日，北京市居民水價調整聽證會舉行，聽證會的焦點不在于漲不漲價，而是漲價方式是“一年到位”還是“分三年逐步調整”。

　　12月18日，濟南市召開水價聽證會。聽證代表名單不乏處長、高級工程師、教授等中高收入階層，而對價格調整最為敏感的下崗職工、特困家庭人員、低保邊緣戶等低收入群體無一代表參加。

　　12月31日，福州市水價調整聽證會即將舉行，關于聽證會參加人身份的問題再次遭到質疑。22日，福建省消委會炮轟福州市物價局，直指此次水價調整聽證消費者代表推選程序違法。

　　在2009年的最后一個月里，各地紛紛展開一場水價聽證大戰。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70%-80%的城市都有上調水價的計劃。這意味著全國數百座城市將出現水價齊漲的局面。但是，一場場的聽證過后，有關聽證會的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開始廣受公眾質疑，民意“被代表”、缺乏透明度等指責不絕于耳，甚至引發對政府相關部門公信力的質疑。

　　究竟是聽證會的制度設計有問題，還是相關執行部門人為造成聽證會出問題呢？

　　“公眾需要注意的是，對聽證會的定位要有正確認識。聽證會究竟起什么作用，對最終的意見決策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力和約束力，這才是最核心的法律問題。”我國知名行政法專家、清華大學教授于安今天在接受專訪時明確如是說法。

　　聽證會是民主形式而非決策形式

　　據了解，從1996年開始，我國開始引入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聽證制度，與過去相比，我國聽證會制度已有很大改進。作為主管部門，發改委于2002年出臺《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2008年12月，新的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開始實施。

　　“實踐中，發改委根據各地的反映和出現的問題進行不斷地改進，應該說，總體思路是進步的。但現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前提是，各方對該辦法的理解是否到位以及具體執行單位的作法是否合適。盡管規則本身正在往進步方向改進，但現行制度是否執行得好才是關鍵問題。”

　　于安強調，聽證會是一種做出最終行政決策前的民主形式，而非最終的決策形式。它不一定要適用最終決策的程序和原則，比如誰服從誰等，聽證只是一個階段而已。這個必須要在法律上加以區分。換言之，聽證會上只是聽取參與人的意見，并且向聽證參與人員解釋說明預備方案的內容，所以，給聽證會強加上一些其他的功能就未必能實現。

　　針對如何正確看待聽證的法律地位和作用這一問題，于安認為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一個是公眾的意見對于決策應當具有一定程度的約束力，就是說，你不能不聽，否則就不具備法律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聽證對決策產生一種有一定約束的影響力。二是，這種影響力或約束力發生作用的條件和標準要注意。哪些具有影響力，哪些在現階段不具備約束力。

　　節約用水成為漲價理由違背比例原則

　　“不是說任何理由都是漲價的理由，否則即是增加公眾的負擔。不能用增加公眾負擔的手段來達到行政目的。”

　　談到此次各地水價調整聽證會緣何廣受詬病，于安認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此次行政部門作出價格調整的依據是什么？如果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依據，并有事實證明這個依據是確定存在的，那公眾就應該接受。

　　“任何一個價格決策都應該有其基本準則。比如水價上漲，其標準是什么？有的地方提出來，漲價是為了讓公眾節約用水，或者是為了改善污水處理設施等，這些理由恐怕本身就很難被一致接受。通過經濟杠桿手段可以達到節約用水的目的，但漲價只是辦法之一，卻不是唯一辦法，政府部門應該說明，為什么現在只能用漲價這個方法來達到節約用水的目標。”

　　于安指出，行政法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即比例原則。即行政目的與達到目的的措施手段之間要形成恰當的關系，否則這個措施就是不被接受的。依據這個原則，當有多鐘方案可以選擇的時候，要優先選擇不影響公眾權利的方案，或對公眾權利義務影響最小的方案。如果政府部門提出漲價是為了節約用水，就要說明現在有多少種方案可以用來節約用水，除了漲價，其他手段是否都已經用盡。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有多種行政手段的時候，一定不能首先選擇增加公眾負擔的手段，所以，那些所謂水企業設備需更新等都不是漲價的很充分的理由，這個目的不是說只能用漲價來實現，可現在卻讓消費者來埋單。”

　　采訪最后，于安教授認為，公眾對聽證會應該理性看待，從法律角度講，最關鍵的問題是聽證的意見對最終決策的影響力有多大，以及決定影響力的標準是什么。

　　“聽證要在制度框架內進行。聽證意見會約束最后的決策，而決策本身的科學性也很重要。這對于政府部門來說要特別注意。”(記者 朱寧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