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最終以無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畫上句號，其實這個結果也并非意料之外。如先前所預見的，各國對誰來減排和減排多少而互相指責。大會的爭吵基本圍繞四個焦點問題。首先，發展中國家要求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雙軌談判，主要是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其次，確定發達國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第三，對于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和建立一個怎樣的機制來達到相關要求，發達國家應當做出實質性承諾和切實行動。第四個，是發達國家提出發展中國家要做出“可衡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減排承諾或行動。

　　其實，這些焦點問題可以集中簡化為一個，即如何界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如果不能正確理解二氧化碳的歷史排放，和愿意承認人均排放是解決二氧化碳排放的一個基點，國際合作就無法界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從而有效解決這四個焦點問題。

　　首先，國際合作會陷入長期減排承諾的惡性循環之中。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由于短期減排存在各種問題，特別是減排成本和經濟增長問題，因此各國一般都會設立長期減排目標，但短期減排目標卻很不明確、或者很低。因此，對國際減排談判結果不能過于樂觀。

　　其次，由于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成本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同。目前的狀況是，在減排問題上，誰也說服不了誰。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比較直接的說法是既要控制總量，也必須關注增量。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是總量控制問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增量控制。但是，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因為氣候變暖，還有一個歷史累計排放量的問題。

　　毫無疑問，全球變暖主要是由發達國家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造成的，而并非發展中國家。即使不追究歷史的排放，目前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也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對于全球減排負有更大的責任，也符合環境的“誰污染，誰治理”原則。所以，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意味著，除了降低自己的排放，還必須對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負更大的責任。碳減排是一個全球問題，但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其應對減排的基礎和能力不一樣，這也是共同減排、不同責任的一個原則基礎。進一步說，發達國家的減排活動，如果不兼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效率，導致的結果可能是更多的排放。這不是說發展中國家不需要努力減排，而是說清楚現實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以上種種問題，加上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問題，使二氧化碳減排的國際談判注定十分艱難。而且，為了有效解決二氧化碳減排問題，國際社會必須有一個制度性安排。比如，如果從公平角度確定人均排放權，可以通過交易或者其他方式，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因此，除了界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還需要以公平為基礎的制度性安排。人均排放權有其理論基礎。環境經濟學的排放權理論認為，環境容量是一種財富。經濟活動主體擁有排放一定量污染物的權力(即人均排放權)，就等于對一定環境容量資源擁有了產權(即環境產權)。這種環境資產產權與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如土地所有權、資產所有權等)類似，可以通過交易而實現轉移。如果不解決發展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問題，就無法解決全球減排問題。因此，發達國家應當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理解，正視歷史排放和愿意承認人均排放，并相應做出制度性安排。

　　應該認識到，由于涉及的問題重大，利益也重大，想通過一次氣候大會取得成功是不切合實際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沒有失敗，大會把氣候問題真正國際化、公眾化了，因為至少大家的底線都清楚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雙邊或多邊的協商都可以進行，墨西哥會議接著談，墨西哥會議若不成，還會有其他會議。關鍵是大家都要記住，我們的時間不太多了，小島國家很著急。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