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在聽證代表一片“漲的過猛”的爭議聲中，深圳水價調整聽證會如期召開，如方案最終被政府采納，深圳居民用水將上漲至少三成，即每噸水漲六七角，綜合水價則將達到3元左右。

　　然而，深圳并非一個人在戰斗，深圳水價上漲的背后是去年起，南京、上海、沈陽、昆明、北京等全國大中城市水價的集體上漲。橫向來看，扣除原水成本后，深圳水價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排名第29位，水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5%，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但水價有現實上漲空間和水企自稱利潤單薄，都不足以成為市民接受漲價的理由。供水等壟斷行業的成本核算是否透明合理，水企是否最大效率的經營服務，公用事業(2298.716,19.95,0.88%)市場化改革的邊界在哪兒，以及政府是否做到了履行提供公共服務、監督企業的職責，更值得關注與思考。

　　供水成本“像霧像雨又像風”

　　【近11億元的供水成本用不足兩頁、60余項的表格分列完成，其中“其他”一項就支出981萬，翻遍全篇也找不到水務集團總收入，在聽證代表李長龍眼中，如此一筆看似糊涂的賬本，很難說服公眾接受漲價。資產管理專家吳君亮也以“還需用更充分的數據和更好的方式來說明提價理由”對此予以評價。】

　　與以往相比，深圳水價聽證從一開始就顯得謹慎和低調。除了聽證會首次延期20余日，聽證代表報名時間只安排了兩天、預備會并未主動通知媒體、拒絕向媒體提供內含成本匯總表的“會議材料匯編”，這些做法都使這場聽證會變得撲朔迷離，也與以往深圳較為開放的聽證會制度有所不同。

　　為了獲知成本的真實情況，預備會召開翌日，記者輾轉找到了這份成本匯總表，并請公共預算觀察志愿者、君亮資產管理公司CEO吳君亮為讀者解讀。然而，正是這樣一份供水成本表，讓吳君亮一開始便滿眼困惑：“沒有總收入，也沒有按照企業財務報表的要求分列費用”。這份由發改委提供的2008年深圳供水成本表只是按照項目分列出了供水業務的所有成本和費用，然后除以該年深圳供水總量得出每方水的成本價格，最后以此來作為水價調整的參考標準。

　　“人員支出占到水價成本的兩成多，是否需要如此多員工？其他供水企業這一數字是多少？”對于這份寫滿數據的表格，吳君亮提出了許多普通市民受限于專業性而無法注意到的問題：為何僅一項折舊就高達1.2億元，即2.337元/方水費中就有兩毛多是折舊？以凈資產利潤率過低為由要求加價，為何沒用通常的銷售利潤率？如果要求凈資產利潤率6%，那么其他供水企業的這一指標又是多少？

　　成本已被深圳市價格認證中心核減了約4000余萬元，在吳君亮看來也暴露了很多值得探究的疑惑。水務集團業務招待費一項約為396萬元，經審核僅121萬元計入成本，即使以此為標準，其招待費或也超標兩倍多。同時，包括18萬酒水費用的“會議費”和230萬的高額審計費，都讓吳君亮得出“偏高是一定的”結論，也加深了他對整個成本監審過程的不信任感。

　　“有鋪張浪費之嫌，水企是不是花了不該花的錢，如果因管理水平不佳導致成本上漲，市民為何要為此買單？”吳君亮認為，成本報告信息不充分、成本核算不透明，無法說服公眾接受漲價。

　　而信息的不透明也為公眾留下了對其股東權益的猜測和質疑空間。法國威立雅于2003年簽約進入深圳水務集團，和其合資公司共注資33.1億元換取水務集團25%的股份。一邊是高溢價收購，另一邊公眾卻看不到外資獲得合理回報的渠道，深圳民間政經觀察者俞飛龍覺得，從本質上具有公益性質的水務集團引入外資經營本身就改變了水這種公共產品的特性，供水變成了一種經營，勢必帶來水價的不斷上漲。

　　事實上，各地水價調整伊始，國內眾媒體已多有質疑外資推高水價，其中有一組數據讓李長龍觸目驚心：法國威立雅1997年進入天津，十年后天津水價上漲5倍，高出相似消費水平的沈陽近七成，高居國內城市居民水價榜首。“深圳會成為下一個天津嗎？”李長龍很擔心。

　　但一位熟悉深圳水務財務運作的業內人士對此予以否定，表示外方進入深水集團的投資大多為融資，其財務人員曾說該集團這幾年的收益常常連利息都無法支付，但其也直言，“或許看待回報的角度不同，外方一直認為深圳項目是其在華投資最好的項目之一”。

　　水價上漲背后的另一種描述

　　【公眾和專家的說法在業內人士劉水(化名)看來，都只是猜測：從產銷比來看，深水集團已是國內供水企業運行效率好的企業，采用凈資產利潤率來衡量利潤完全是行業特點，固定資產折舊過高則與深圳是濱海城市，管道易腐蝕有關。對此解釋，吳君亮表示接受，但也奇怪：“既然如此，為何不講明？公眾是可以理解的。”】

　　劉水是一名深諳深圳水務行業運行的業內人士，當記者找到他時，他直言外界的種種疑問看似有理，但其實是不了解供水行業特點下的猜測，并做出了另一種描述。

　　“供水行業一般用‘產銷比’來衡量企業的運行效率，即供水公司進行加工的原水和賣到用戶的用水量之間的比例，俗稱‘漏耗率’，該值越低證明企業運行效率越高。”劉水說，全國水企平均漏耗率約20%，低于該值就是好企業，廣州是19%，深圳則只有10%。至于折舊費過高，則全因深圳是濱海城市，土壤酸性高，供水管道壽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所致，且漏耗率低也與對管道的投入、更新和維護密切相關。

　　“同時，供水行業是一個固定資產投入非常大的行業，而且水廠、管道埋入地下這些都是沉沒成本，所以采用凈資產利潤率而非銷售利潤率是一種通用方式。這一是可以使得企業保證投入來改善水質，二是對吸引資產有利，因為這一指標才能反映資產的投入和回報。”劉水逐一解釋外界質疑。而對于高額的審計費，劉水說，該項費用實際是“聘請中介機構費用”，實際并非只有“年審”概念，還包括采購設備和原材料、資產評估、資產審計、風險評估、設計等眾多國資委要求的中介審計費。

　　而對于“隨供水規模逐年提高而體現規模效益”的公眾疑問，劉水說，深圳近年來一直在進行產業調整，不少用水量大的“三來一補”企業被遷出，居民用水量雖有所增加，但2008年和2004年相比，實際用水量仍略有下降，加上投入多家水廠解決結構性供水緊張，這種規模效益并沒有體現。

　　“聽證的確由水務集團提出，并且也將所有的財務等資料全數提供給了市價格認證中心審核，但具體的聽證方案是發改委完成的。而最終公布的方案也只是提供了監審結果，且報告格式還是套用以往的格式。”劉水也很困惑，監審不可謂不嚴格，如深水集團曾多次打報告請求考慮深圳特殊土壤情況而縮短資產折舊年限，但成本監審部門完全未予理睬。“外資的進入實際更加強了政府對于深水集團的審查，但遺憾的是，已缺乏信任的聽證會還是讓公眾產生了諸多質疑。”

　　成本迷霧背后的信任危機

　　【舊制的聽證模式顯然已無法適應公眾對成本監審信息透明的新要求，與其說公眾對于成本的質疑，倒不如說是對行政監管的一種信任危機。劉水的質疑不無道理。時直至今，盡管代表、專家和媒體等多次就成本提出疑問，但作為聽證主管部門的市發改委始終未對此予以官方解釋和說明。】

　　劉水說，聽證程序實際是政府具體運作，由其發布聽證方案和成本監審材料。盡管廣東省去年曾更新了成本監審辦法，但深圳依然采用原來的成本監審報告格式。而這一格式公布的僅是監審結果，而未體現監審過程，不透明自然遭受公眾質疑。

　　事實上，并非只限于水價成本，全國范圍內大部分聽證會，其成本監審真偽度也都受到代表質疑。一方面，由于不少聽證都屬于壟斷性和公益性兼備的行業，為保證民生，其運營受到行政主管管制，但在實際操作上，管制部門卻常因各種原因被行業、產業“俘虜”或有著實質性的利益關系。“因此聽證會容易成為強勢利益共同體與缺少話語權的困難人群的博弈。”一位多次參加聽證會的老代表如是感概。

　　另一方面，“漲價在不透明和爭議聲中缺乏有說服力的理由”也正是公眾不滿的真正原因，這在公民意識強烈的深圳表現得更為突出。吳君亮就曾對記者表示“我不反對水漲價，但你要清楚的說明理由，來說服我接受漲價”。

　　“利潤低或虧本是聽證常見的理由，市民并不是不顧企業死活，只是無法忍受這廂哭窮，那廂卻是高出大部分行業的員工工資和福利支出、支出的揮霍浪費，以及低下的運營效率。而在人們的印象中，這樣的問題在水、電、氣等公用事業企業上尤為常見。”網友“蝸牛寶寶”認為，提高利潤不能僅以漲價為唯一手段，審視自身進行改革，并因提高效率而降低成本的做法更為根本。“為節約稀缺資源而合理提升資源性產品的價格無可厚非，但不同效率的供應商，成本可差之千里，因而‘用要求補償成本低的供應商來替代要求補償高的’早已是國際流行的模式了。”

　　網友意見也引出了另一話題，即水等公共資源性產品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在市場化運作提高效率后，一旦價格面臨上漲，政府將如何履行角色。記者注意到《深圳經濟特區城市供水用水條例》中規定，供水企業的供水利潤率低于6%的凈資產利潤率的，經市物價主管部門會同市水務主管部門審核后，可由“水費調節基金”補貼供水企業。而按照聽證材料，深水集團多年來都在這一數字下運作，但并未收到來自政府的這種補貼，業內人士透露“這筆錢在后來的規定中都轉而用于節水補貼，而不再補貼供水企業”。（專題策劃/統籌 張瑋 專題撰文 曲廣寧 張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