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至今，西南旱區(qū)時不時的降雨雖然對整個旱情有所緩解，但抗旱的希望只是在依靠“天公作美”。在年年抗旱年年旱的背后，顯示出農田水利設施也是“重旱區(qū)”。

　　4月6日，四川、貴州、廣西出現(xiàn)小雨天氣。未來十天，西南旱區(qū)還將有兩次弱的降水過程。

　　3月底至今，時不時地會聽到西南旱區(qū)有降雨的消息傳來。雖然對整個西南旱區(qū)的旱情緩解程度有限，但是也讓部分地區(qū)借機在田間播下了種子。

　　不過，抗旱的希望只是依靠“天公作美”是否太過被動。業(yè)內專家指出，在年年抗旱年年旱的背后，顯示出農田水利設施也是“重旱區(qū)”。千年傳統(tǒng)的“望天收”至今依然大范圍存在。

　　“哪怕云南省拿出在這次旱災中所受損失的1/10來改善農田水利設施，旱情也不會如此嚴重。正是水利設施的不足和缺乏科學規(guī)劃讓年降水量過千毫米的云南居然找不到可用的水源，有水也無法澆灌。”農科院環(huán)發(fā)所農業(yè)減災室主任李茂松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水利部的一份統(tǒng)計數(shù)據也許更能說明現(xiàn)在農田水利設施欠賬之多。據水利部副部長劉寧透露，中國現(xiàn)有的18.3億畝耕地中，尚有9.59億畝是沒有灌溉條件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67億畝灌溉耕地，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46%。

　　而且，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一直沒有大規(guī)模地興修農田水利建設。有些地區(qū)連維修的工作都減免了。很多渠道和水庫或被泥沙擁堵，或被用來排放污水。截至2007年底，中國病險水庫已經占到了水庫總數(shù)的42.5%。

　　“長時間、大范圍的干旱，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缺水’兩個字就能解釋了。農田水利設施的稀缺，已經擺在了國人面前。大規(guī)模興修水利設施已經不能再等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也如此呼吁。

　　鄭風田指出，改革開放后，政府把水利投入的重點放在利益相關的城市防洪與大江大河工程上，與農業(yè)產出能力直接相關的農田水利建設投入卻少之又少，管理日漸荒疏。

　　“在這次大旱中，缺水的全都是農民，城市居民依然過的很好，恰好說明了這個問題。”鄭風田說。

　　李茂松也指出，同樣是水利建設上，防洪和抗旱常常是厚此薄彼。一旦旱情有所緩解，關于抗旱的呼聲也會就此消失，無人再問津。

　　經歷層層“剝削”的農田水利設施資金，到最后還要面臨多部門的“瓜分”。“農業(yè)部門、水利部門、國土資源部門、環(huán)保部門、林業(yè)部門等都會跑來分一杯羹。這也就形成了所謂的‘九龍治水’。 各部門之間還沒能做到很好的協(xié)調，經常是各干各的。各種新建改建項目也常常顧此失彼，無法實現(xiàn)整體效益。” 李茂松說。

　　就此，中科院減災中心主任王昂生等專家提出了建立應急減災部的建議，把34個部、委、局中與減災救災相關的工作都集中在此，變九龍治水為一龍治水。“當然要想突破部門利益是非常難的，現(xiàn)在還只是設想，或者說是夢想。在很多人的眼里部門利益甚至高于國家利益。”李茂松無奈地說。

　　除了體制上的問題，還有機制上的桎梏。農民不愿意在低效益的農田上投入更多的資金，而是更愿意出去打工。勞動力投入農業(yè)的機會成本大幅度上升，之前那種相對有效的勞動替代資本的基本建設投入方式難以重新恢復。尤其在“兩工”(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取消之后，鄉(xiāng)村就幾乎斷絕了在農田水利建設上直接使用勞動力的可能。

　　鄭風田建議，國家應撥出專門經費建小農水，用以工代賑的方式，讓那些村莊的農民在農閑時進行修建儲水用水的溝塘渠堰。如此一來，既能讓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在農閑時不用再外出打工，也能夠提高他們的收入，飲水與抗旱問題等也會有所保障。

　　“和教育基金類似，國家有必要拿出一部分資金建立水利基金，來解決農田水利設施的歷史欠賬問題。哪怕這些資金只占到GDP中的0.5%。并建立一套監(jiān)督機制，以保證水利基金投入的效果。”李茂松疾呼。他還建議，抗旱無國界，我國還要加大國際之間的合作。(記者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