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措施最實惠，另辟“油徑”是根本

　　林伯強認為，長期而言，改變產業結構，做大第三產業無疑是降低整體能源消費的關鍵，但也不可能是立竿見影的事情。或者換句話說，現階段要強行快速改變產業結構，政府得付出更多的努力，經濟得承擔更大的犧牲。所以，不能把節能減排太大的希望寄托在短期經濟結構調整上。這并不是說不需要從現在開始就重視產業結構的調整，而是說只有認識了階段性增長的特征，才會讓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到轉變結構的難度過程和需要付出的努力。

　　此外，中國現階段經濟增長的約束除了能源稀缺，環境保護，能源安全(石油對外依存)，還必須應對低碳發展所帶來的能源成本。林伯強認為，能源成本是中國現階段發展清潔能源的一個關鍵障礙。經濟的高速增長需要廉價能源為支撐，減輕社會負擔也需要廉價能源。煤炭最便宜，同時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煤為主是中國能源和電力結構的主要特征，煤炭的資源和價格優勢使其成為首選。無論如何具有爭議，便宜煤就有便宜的電價，有競爭力就能促進經濟發展，促進就業，電價不要漲得太快就有利于社會穩定。

　　總結國際經驗可以看出，快速增長的經濟常常是比較粗放的。但是，林伯強說，如果辯證地看，中國現階段粗放的經濟也說明了節能的空間比較大；另一方面，經濟快速增長也要求能源成本不能短期內大幅度增加，而如果不切實際地大規模發展清潔能源，將大規模提高能源成本，現實中我們也看到了政府調高電價的難度，所以，相比之下，采取節能措施則比較便宜可行。

　　中國目前人均石油消費水平還很低，2008年中國人均年石油消費為283公斤，世界人均為587公斤，美國則達2.91噸，日本也有1.74噸。這種現實也決定了石油需求仍然處于高速增長階段，2009年中國石油消費接近4.1億噸，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預測，中國2010年僅汽車將消耗石油1.38億噸，2020年將達2.56億噸，約占石油總消耗量43%和67%。但是，2009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接近52%，如果按照目前的需求增長速度，估計2015年石油依存度可能達到65%，超過目前美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

　　但由于國內石油產能的限制，中國的石油進口依存只能是越來越高，而且升高的速度很快，直接威脅中國能源安全。林伯強認為，如果無法有效抑制石油需求，就必須尋找石油替代，石油企業“走出去”尋找資源也只能是一個補充。但是，石油替代(如電動汽車)的確提供了通過能源結構改變，減少石油消耗的機會。但這仍然需要一個相當的過程，不可能短期內大規模實現替代，但是，尋找石油替代刻不容緩，現在就應該開始戰略和規劃，并且盡快實施。

　　節能與石油替代相輔相成

　　面對油價高，林伯強認為，中國現階段經濟轉型的低碳戰略應該是：節能為主，發展清潔能源為輔，積極尋找石油替代。而未來，中國的石油戰略必須以節流為主，開源為輔，同時積極尋找石油替代，比如逐步發展電動汽車、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

　　對于中國“十二五”的低碳經濟轉型，林伯強認為，可以理解為在節能和發展清潔能源的過程中促使經濟結構有所改變，有意識地進行石油替代。既要認識到目前的經濟增長結構和能源消費是中國經濟發展目標和過程的必然，能源需求仍將快速增長，也要認識到與能源相關的環境問題迫使我們不得不開始通過改革和調整來盡量節能和減排。因此，“十二五”應當說是中國經濟增長和轉型的一個關鍵時期。低碳的經濟發展既是目前中國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增長的約束。

　　林伯強說，一個國家的能源戰略規劃至關重要，科學有效的能源規劃必須充分考慮階段性經濟增長的特征。以日本為例，在石油危機的刺激下,日本喊出了“技術立國”的口號,并著力打造“節能列島”,降低石油使用量。日本政府在制定了《節能法》后,曾采取多種方式廣泛宣傳,各級政府也將節能指標分解成具體措施,廣泛推行,并隨時反饋落實情況。其次是努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本的《節能法》明確規定每年消費能源換算成石油超過一定數量的企業、法人,必須定期報告能源使用情況,并敦促企業每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然后是調整產業結構,壓縮“厚重長大”產業,增加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從1979年至1989年間,日本石油使用量下降了14%,而同一時期GDP卻上升了27%。此后,日本一直保持石油消耗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的發展模式。

　　在國際油價再次高漲的時期，推進國內結構調整仍然是應對高油價最有效的方式。而要推進結構調整，必須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使各界對政策改革有一個明確的預期，并據此逐步調整投資經營決策和消費行為。只要微觀的個體(企業和消費者)對未來的政策調整有了明確預期，結構調整的進程就將會明顯加快，整個國民經濟體系應對高油價的能力也會明顯提高。

　　同時，林伯強指出，著眼于中長期發展需要，適時對兼具規模性和清潔性特征的石油替代產品發展給予重點支持，對于減緩石油消費對外依存的過快增長，也是有效的手段。(記者 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