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北京奧運會

　　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北京奧運會這一大型公共事件在國家管理領域的獨特延伸，不是政府理性行為的成熟和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隨著8月8日晚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結束，這個人類歷史上超大規模的體育競技運動會在中國正式展開。這是中國第一次在世界目光聚焦下應對關系世界絕大部分國家人民情感意志的大型公共事件。無論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申辦、保障、管理機制，還是其他一些專門性規定，無不有力凸顯了國家理性在應對大型公共事件方面的角色歸位和功能實現，從而成為中國發展進程中一個標志性亮點。

　　國家理性是法政治學中評判一個國家行政體系是否成熟的常用概念，通常是指國家以主權承擔者的姿態將公共管理關系置于規范的秩序之下，依據法定程序將國家本身設定為一個虛擬實體在價值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的原則指導下思考并選擇自己的行政行為。國家理性是現代國家走向成熟時在國際關系以及國家管理方面所面臨的最深刻的問題之一。就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而言，除了要維護國家自身利益與尊嚴，也要以成熟的姿態對國際社會，以及各國追求其各自利益的行為保持理解和接納。從北京奧運會成功申辦到全面展開的過程讓我們欣喜地看到，國家理性正在我國國家管理體系以及正式的制度結構中，成為維護國家利益和尊嚴的新的公共管理調控力量。而國家也正是通過這種有效的管理力量推動現代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成長和成熟。

　　就奧運會而言，從舉國歡慶到冷靜反思，從奧運經濟熱，到“不宜過高估計”，從“惟金牌論”，到“享受奧運的精彩”，無論是我們政府還是國民的心態，都經歷了一個逐步走向成熟與理性的過程。8月9日杜麗沖擊首金失敗，無論網絡媒體還是傳統媒體，都一致呼吁杜麗擦干眼淚，這是國家理性成功地推動了公民理性的成熟。因為在這么多年來，中國人民和國家一道，面對了從申奧成功起至今一些國家以及國際團體對中國國力、人權、環境的質疑，面對了圣火在境外傳遞時遇到的種種阻撓，面對了個別國家在奧運臨近時對中國空氣質量、食品安全等一些問題的無禮指責……

　　也正是面對這一個個困難，中國政府一方面呼吁本國人民保持理性愛國，一方面在國際社會加強溝通、解釋和交流，同時也進行必要的斗爭，結果成功地克服了諸多障礙，使得2008年8月8日的開幕式成為舉世歡慶的盛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大型公共事件的應對中，國家理性極大地促進了公民理性的成長與成熟。

　　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下，盡管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手段和方式是多樣的，但深嵌于國際社會潛在影響中的國家理性仍然發揮著十分突出的作用，甚至是評判一個國家制度理性和公民成熟的標志。當國家推動其自身調控力量轉向尋找理性資源，這本身就是對公民和國家責任的價值承擔。這正如弗里德里希在《立憲的國家理性》中所言：“國家理性只不過是這種一般觀點的特殊形式，即手段必須適用于目的，換一句話，必須合理地適用于目的，即這些手段在最有效地促使成功方面是最合理的。”因此，國家理性正是基于這樣兩個基本功能受到現代國家的青睞：一是其實質是國家作為公眾的集合體對公民責任的完全擔當和尊重，并從最大程度上選擇合理的方式和手段加以調節與整合；二是國家理性在不能排除對個人理性信任的基礎上，從延續共同體存在的需要出發，呼吁并盡可能地要求公民對國家行為保有理解和支持。作為調節現有國際秩序的看不見的力量，國家理性所帶來的政治影響不應當予以低估，某種程度上，它與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法律或規定中，雖然沒有從語詞上彰顯國家理性對國家成長的作用，但卻從政策實施的各個細節上有效保障了國家利益的實現。這一點，在我國成功申辦北京奧運方面表現尤為明顯。事實上，正是這一事件，使得國家理性在公共管理體系中的力量彰顯有了基本限度的虛擬藍本。隨著奧運會的順利展開以及公民理性的成熟，國家理性在中國已經跨越了偶然政治行為和抽象行業概念，具有現實的規范性和實效性。

　　奧運會這一大型公共事件，標志著中國已經開始建立起較為獨立和完善的公共管理力量調控體系，使得國家行為不單是宏觀上的法律約束，也具有對公民成長和國家成熟的細節考量，這也體現為在權利體系中對社會和諧發展的普遍期望和制度構造。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北京奧運會這一大型公共事件在國家管理領域的獨特延伸，不是政府理性行為的成熟和結束，而是剛剛開始。(王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