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那是李宇春，但她出現的地方，并不是舞臺，面對的也不是她的粉絲或歌迷。19日，她出現在北京崇文門明城墻遺址腳下的奧運志愿者服務站，用說代替唱，回答游客的各種詢問，和伙伴一起幫一個老人推車。

　　另一個碩士歌唱家譚晶，19日也到了鳥巢，北京奧運會還沒有閉幕，她不是來主唱的，她以奧運會城市志愿者身份，在8號安檢口旁提供服務。當時，太陽和她一起微笑，但太陽的笑火辣多了，所以她已經香汗沾衣。

　　“微笑和歌聲一樣，是打破隔膜的最好語言，是全世界最好的溝通方式，也是化解‘硬障礙’的最好的‘軟外交’……”如果不是記者在點睛，我很想建議在她的聲樂碩士之外，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再授予她一個國際政治學碩士學位。

　　李宇春和譚晶，以及為北京奧運會服務的170萬志愿者們，不僅僅在奧運場館和北京街頭做“軟外交”大使，他們還是競賽選手，共同提前分享了北京奧運會第304塊金牌。這塊金牌規格很高，而且不在北京奧運會302個競賽項目之外，也不是奧組委頒發的，頒發這塊金牌的，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奧運會開幕前一天，潘秘書長致信北京奧運會全體志愿者，表達敬意，同時授予北京志愿者協會“聯合國卓越志愿服務組織獎”。

　　其實，應當與北京奧運會全體志愿者分享這塊金牌的，還應該有在汶川大地震中抗震救災的志愿者們。抗震志愿者們以英勇讓世界感動，奧運志愿者們則以微笑讓世界快樂。從汶川到北京，從救災到盛舉，大戲雖然不是志愿者唱的，但如果要頒獎，他們應當獲得最佳配角獎。

　　某些外國輿論實際上已經看出了汶川的壯烈和北京的微笑之間的精神聯系。日本《讀賣新聞》18日刊登《奧運會在中國掀起志愿者熱潮》報道，報道最后說，“在奧運會之前參加抗震救災的志愿者被當成英雄，也對此次奧運會的志愿者活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從社會學角度看，志愿者活動是社會自組織行為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可以增強一個社會的凝聚力，所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2007年12月5日第22個國際志愿者日到來之際，寄語中國志愿者時說，“發揮志愿者的精神，發揮志愿者的力量，從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增強社會凝聚力，這是聯合國工作的重要內容。”

　　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志愿者活動還是公民參與社區政治的一種途徑；從政治哲學上看，志愿者行動實現了自由意志與個人責任的高度統一。這種志愿行為，只有在一個公民個人找到了自我之后的社會里，才會大量涌現。一個西班牙記者問一個叫楊新燕的天津大學女學生，為什么要當奧運志愿者，她回答說：“為了幫助別人。”如果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連自己都幫不了自己，怎么去幫助別人？

　　當然，志愿者有三種基本形式，一是自組織形式，比如汶川救災志愿者；二是被組織形式，北京奧運志愿者屬于這種形式，組織者是團北京市委；三是非組織形式，這就是雷鋒式的隨機助人行為，也就是俗話說的做好人好事。雷鋒實際就是一個主動幫助別人的志愿者。不過，有組織的志愿者是職業做好事的；非組織的雷鋒式志愿者是業余做好事的。

　　有趣的是，以前我們年年號召學雷鋒，雷鋒式的志愿者并不多。如今，即使沒有人號召，卻有成千上萬的人自愿做志愿者。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道德水平更高了嗎？這說起來太復雜，可以簡單說一句的是，在義務助人這方面，中國社會已經從號召時代，走向了自愿時代。它配得上一枚聯合國頒發的金牌。(吳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