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奪得金牌總數第一。這兩天輿論的重點，自然而然落在了“獎牌與體育大國、體育強國乃至體育精神的關系”問題上。

　　如果根據獎牌榜來評“世界體育強國”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投票給澳大利亞。這個僅有2100萬人口的國家在本屆奧運會上奪得的金牌數名列第六，總獎牌數更是躋身前五。緊隨其后的應該是荷蘭和英國——荷蘭人口不足1900萬，金牌總數位列第十；而英國人口也僅僅6000萬多一點點，它在北京贏得了19塊金牌，高居第四。

　　我這么說，并不是單純地依據所謂的“人均獎牌榜”。按理說只有不到300萬人口的牙買加這次奪得了6枚金牌和11枚獎牌的驚人成績，應當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體育強國”。然而，與牙買加的短跑一枝獨秀相比，上述三國的獎牌分散在許多項目上。尤其是澳大利亞，它在田徑和游泳這兩個所謂“運動之母”項目上的優異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時下有很多論者批評中國以前的“金牌至上”，認為它違背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宗旨，這是社會觀念的巨大進步。但我認為，所謂“奧林匹克體育精神”與“發展體育運動的宗旨”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奧林匹克精神”是對“更高、更快、更強”的永不放棄的追求；而金牌和獎牌自然就是這種精神的物化呈現。問題實際上并不是“我們應不應該看重金牌”，而是“我們應該以什么方式爭取金牌”。

　　我曾在素有“福利國家典范”之稱的瑞典生活學習過幾個月，那里公眾體育設施的眾多及完備讓我感觸至深。在人口只有80萬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區，就有好幾處超大型的公共體育場，一到下午放學，數以萬計的中小學生在那里踢足球、打籃球、打網球。這些場館不僅對市民免費開放，還有提供免費指導的教練及工作人員。每逢周末，這些體育場館更是人山人海，成為整個城市的活動中心。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鄉間公路旁散落著很多大小不一的高爾夫球場和練習場，在那里看到最多的不是我們這里的企業家精英們腆著啤酒肚的身影，而是活潑可愛的小孩子。瑞典普通人家院子里最尋常的裝備，除了一到兩輛汽車之外，就是一艘帆船和三四具雪橇，可能還有籃球架和秋千。

　　如果說歐洲的瑞典是一個富裕的體育巨人的話，那么亞洲的新加坡算得上是一個競技體育的矮子。但在新加坡，公共的體育設施也相對完備。據我所知，燈光球場平均幾千名居民就有一個，而且收費低廉。而在上海，我想去離家很近的游泳館健身，不得不交數千元年費。

　　瑞典與新加坡政府投入在體育事業上的人均經費并不比我們少，根本差異在于，我們把有限的經費絕大多數投給了競技運動隊，而它們把錢花在不能直接產出金牌的公共體育設施上。

　　我們當然應該看重金牌。一個以競技體育為事業的運動員，當然也應該視金牌為人生的最大奮斗目標。要求一個運動員在比賽的時候把成績放在一邊，心里只想著“體育精神”不切實際；要求觀眾不為獎牌激動，而專為賽場上的“精神”感動也同樣十分可笑。

　　追求“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與“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之間，應該是一種“引領”與“基礎”的辯證關系。舉辦奧運會是為了推動全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而發展體育運動是為了提高全世界人民的身體素質。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的全民體育運動基礎雄厚，這個國家必然會在奧運會上取得良好成績。我之所以看重澳大利亞、英國和荷蘭等國的獎牌“成色”，是因為它們以最恰當的方式贏得了奧運獎牌，這些獎牌是對其發展全民體育運動的褒賞。

　　其實，獎牌與體育的關系，同考試與教育的關系或GDP與經濟的關系如出一轍。之所以要有考試和GDP統計，無非是為了用一種“標準化”方式，反映教育和經濟發展的水平。但是，“標準”往往被“異化”，因為“標準”總是與名譽和利益聯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現了“唯分數論”和“唯GDP論”，進而出現“應試教育”和“破壞性發展”的怪胎。

　　當中國的GDP還很低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想到去遵循“科學發展觀”。那么，中國在本屆奧運會上已經取得金牌總數第一，是不是可以成為由競技體育向大眾體育轉化的契機？(陳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