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借東道主優勢，中國奧運軍團在2008年的夏天狂攬51金，這被認為是中國體育舉國體制的頂點。但未必是它的拐點

　　★ 本刊記者/楊中旭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舉國體制不會動搖”。9月1日，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梁曉龍在一個公開場合說。

　　這是北京奧運會閉幕之后，官方首次就舉國體制做出表態。

　　此前召開的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中國奧運軍團金牌51枚，獎牌總數也首次達到100枚，比上屆奧運會多出37枚。伴隨著東道主的天時地利人和，獎牌總數的“大躍進”增長，將舉國體制送上了輝煌的頂點。

　　隨著祥云圣火的熄滅，外界對舉國體制未來該如何走的猜測也開始增多。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是：2008之后，中國將轉向全民體育。

　　可事實并非朝人們猜測的方向發展。

　　轉向“119工程”

　　“很多人在奧運之后發表言論，認為舉國體制即將結束。再一細看，里面的論據嚴重不足。”8月29日，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梁曉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9月1日，這位有著博士學位的官員出現在國家體育總局2008年新接收人員崗前培訓班，為數百名新公務員做了題為《舉國體制：中國競技體育的成功之路》的講座。

　　期間，他給出了舉國體制將長期存在的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間為100年，而舉國體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產物”。

　　早在2002年，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體育工作的意見》為標志，圍繞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這份綱領性文件中，出現了一個后來為兩任體育總局局長不斷強調的說法：“堅持和完善舉國體制。”

　　這一方針，在北京奧運會閉幕之前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包容與理解。

　　在和新公務員的交流中，面對“北京奧運會是否是舉國體制拐點”這樣的提問，梁曉龍未予正面回答，但他承認，一些優勢項目已經到了“增長的極限”。

　　他對臺下的新公務員們分析說：優勢項目中，體操拿了9枚(算上蹦床是11枚)，舉重9金中獲8枚，跳水8金攬7，乒乓球包攬4金，羽毛球5奪其3。舉國體制縱有通天之力，奈何獎牌已然見頂。

　　而7年前申奧成功之時，國家體育總局考慮到中國在田徑、游泳、水上3個金牌分布最多的大項上劣勢明顯，遂啟動俗稱“119工程”的龐大培育金牌計劃。2004年，田徑摘得兩金，游泳和水上項目各得一金。到了2008年，盡管擁有東道主的天時地利人和，“119工程”中，田徑顆粒無收，游泳與上屆持平，水上項目僅比上屆多摘一金。

　　在這種局面下，奪牌增長點就自然地將轉向后3類項目。據梁曉龍透露，北京奧運之后，擁有119枚金牌的田徑、游泳和水上項目將再次加大投入力度。

　　由于大多數“119項目”社會化程度弱，“追加投入”將仍然以國家投入為主。

　　在梁曉龍、鮑明曉、張林合著的《舉國體制》一書中，將舉國體制經費保障體制劃分為：國家財政撥款、體育彩票公益金、社會贊助、運動隊開發所得、國際奧委會分成5類。舉國體制增強版制度設計中，國家財政撥款仍將占據主導地位。

　　這樣的制度設計，均源自2002年中央8號文件中“堅持和完善舉國體制”的定論。在“完善”過程中，從追求金牌數量轉向更為追求質量(即更為重視“119”項目和三大球)，是舉國體制增強版的出發點。

　　足球市場化“失敗”促使增強“舉國體制”

　　1994年足球率先開展職業化改革以來，資本逐漸獲得了俱樂部的主導權，體院(體育局)往往只占到俱樂部股份的兩到三成。但在近10年來，足球職業聯賽假球賭球不斷，男足在本屆奧運會上成為全民的嘲笑對象，女足被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謝亞龍稱為“三無”球隊(無技術、無身體、無斗志)，國家體育總局內部對此進行總結時，政府在舉國體制下對足球的過度放權、資本侵蝕運動隊成為總結會討論的焦點。

　　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國家體育總局高級官員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曾經放言：“娛樂明星都來玩足球，足球就真要被玩壞了。”以足球俱樂部為例，“全面重建省隊”，意味著地方體院(體育局)將全面收回俱樂部的主導權，“資本在其中將只扮演贊助的角色”。

　　“講得直白一點，就是重回專業隊體制”。這位官員說。

　　梁曉龍回憶，2002年，他陪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拜會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薩馬蘭奇。薩馬蘭奇說：希望中國能夠保持在區域性項目上的優勢，同時更多在世界性項目上奪金。

　　除了田徑和游泳，集體球類項目亦是薩馬蘭奇口中的世界性項目。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國家體育總局正在醞釀一項關于集體球類項目的政策，并極有希望很快出臺：以2009年第11屆全國運動會為標志，全面重建省隊——作為舉國體制基石的省隊的功能將進一步加強。

　　不但如此，運動員保障體制也將再獲加強。此前，舉國體制下的運動員保障曾是這一體制的短板。申奧成功之后，國家體育總局陸續出臺了有關運動員獎金分配、自助退役、入學、保險、再就業等13個規范性文件。

　　此番的加強，將對這13個文件進行系統修訂，尤其是，梁曉龍在北京體育大學公開表示：國家體育總局正在準備仿效韓國，給予金牌運動員以終生保障。

　　“不合時宜”的反調

　　舉國體制“增強版”的設計，即使是體育系統內部，也始終不乏不同的聲音。

　　此前半年，中國圍棋協會主席、國家體育總局棋牌司原司長王汝南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就預期：“舉國體制總會變的，變得和市場經濟相適應。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難道舉國體制還會像從前那樣堅持下去？”

　　而一位為舉國體制搖旗吶喊多年的學者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亦表示，從學術角度出發，自己并不贊成，“舉國體制終究還是要順應時代潮流才好”。

　　學界的這一思潮，曾經在7年前有過一次集中的爆發。但無果而終。

　　2000年悉尼奧運會后，時任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書記的李志堅交派給政策法規司和體育科研所一項課題——對舉國體制進行深入研究。

　　體科所資深研究員熊斗寅回憶：我們當時都知道，領導希望我們拿出一個肯定舉國體制的報告來；但大家一碰頭，都是舉國體制的“反對派”，于是就商定，做出一個反對舉國體制并做出具體制度設計的報告來。

　　熊斗寅和國家體育總局系統的專家們，包括李元偉(時任體科所所長、現任籃球項目管理中心主任)、盧元鎮和鮑明曉等人在內，各自承包數個省份，分別與當地體育局長、體育局中層干部、運動隊教練員和運動員深入談話。

　　熊斗寅“分片兒”華東。其中，一個省的體育局長對他說：到了全運會，我就一天安穩覺都睡不了。到了上海，一位中層干部的比喻更是令熊斗寅吃驚：國家體育總局的各個運動管理中心個個好比老虎，向我們張開大口，要錢要物要人。

　　借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之機，國家體育總局成立了20余個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原先的一個處、一個司，都開始大大擴容”，熊斗寅說。地方體育局官員則不堪其負：“原先只有一個婆婆，現在多出了20多個婆婆”。

　　參與了這一課題的華南師范大學教授盧元鎮對運動管理中心的工作做了性質上的總結：事業單位編制，享受事業單位鐵飯碗待遇，可以發行政上的紅頭文件，對外可以稱社團，搞外交(例如，足球運動管理中心與中國足球協會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還可以具體參與商業活動。

　　2001年，熊斗寅等人起草報告第一稿，這份名為《舉國體制》的調研報告中，除了明言反對舉國體制，還寫進了改革舉國體制的具體措施：縮編龐大的體育總局，使其只具備行政職能；將中國奧委會和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實體化，前者負責奧運項目(競技項目)，后者負責大眾項目(群眾體育)，取消弊端層出不窮的全運會競賽體制(為奪金，各種作弊手段層出不窮)，加強單項比賽力度，充分引導并加快體育社會化進程，最終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初稿交上去，熊斗寅就沒抱什么希望。盧元鎮問了得知，最后交到國家體育總局黨組的報告已被改了好幾稿。后來，這一報告獲得了一個“二等獎”的獎勵。再無下文。

　　“交報告的時候，正值申奧成功，舉國體制正需要加強，我們這反調唱得有些不合時宜了”。2008年的秋天，盧元鎮坐在北京的家中，自嘲起那份報告。

　　利益是最大的阻力

　　上世紀80年代，盧元鎮就曾當面對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李夢華說，舉國體制是否能夠轉型，有一個最典型的標志：是否允許大學生體協參加全運會。

　　盧元鎮解釋說：大學生年齡普遍在18～25歲之間，大學還有文化教育和再就業方面的巨大優勢，如果他們可以參賽，運動隊體制不就土崩瓦解了嘛！1959年以來，全運會業已舉行10屆。解放軍、前衛體協、煤礦體協等行業體協均可以出現在這一舉國體制的標志性賽場，惟獨大學生體協不被批準。

　　這一體制，50年內未有改觀。到了2008年家門口的奧運會，著名跳水教練于芬執教的清華跳水隊仍最終報國無門。

　　國家體育總局一位高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大學生體協的這個提問，問到了舉國體制的“根兒上”。他坦承，其間的利益可以用“巨大”來形容。

　　9月1日，曾有新公務員私下問梁曉龍，國家體育總局是否會遭遇“大部制”，并入教育部。梁曉龍這樣回答：大部制方案半年前已經出臺，起碼本屆政府的5年內不會動總局。舉國體制5年內也不會有根本動搖！

　　“未來5年的趨勢大概是：國家體育總局向中央打報告，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我們要避免金牌和獎牌數量大滑坡；滑坡了，老百姓不接受，甚至可能危及社會穩定；不滑坡怎么辦？就要加強舉國體制。”一位學者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從決策層面來說，一定不肯繼續通過加大財政投入的方式來填舉國體制這個‘無底洞’，最后雙方會達成一個妥協，舉國體制暫時不變，但也不可能大規模追加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