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資的投機與冒險

　　“我見證的不是一部電影的誕生，而是一部電影的毀滅。”這是高群書在《東京審判》拍攝完成之后，最大的感受。

　　最早帶著劇本來找沙隆達集團合作的，是九江長江影視制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孫昌平。他在飯桌上描述了誘人的投資回報前景，這吸引了從事化工行業的沙隆達集團副總裁鄭天華，并隨后簽下合約：九江公司的孫昌平運作國家資助、贊助款以及“人員設備折抵”合1000萬元；鄭天華代表的沙隆達公司投資400萬元。之后他們又拉上了鄭的朋友、北京某醫藥公司總經理岳路，游說其投資400萬元。整部電影投資1800萬元。

　　孫昌平提供的1000萬元里，包括他許諾能拿到的無錫市政府的600萬元贊助款，他告訴合作者“他們(市政府)只求一個‘五個一工程’獎，爭取在文化領域的一個榮譽。”——政府投資主旋律電影，在之前屢見不鮮，也是政策鼓勵的。他還告訴另兩個完全是電影門外漢的伙伴，像《東京審判》屬于國家級重點影片、重大革命題材影片，開機后還可向廣電總局申請國家資助，至少能拿300萬元。運氣好可以拿到600萬元。

　　孫替他們算的賬是：電影只需400萬元就能啟動，政府和國家的贊助一到，他們不但可以從1200萬元中迅速拿回投資，電影還能運轉。兩個從沒涉足過電影圈的人相信了這個“短線投資”項目。

　　2005年4月9日，高群書也和九江長江影視制作有限公司簽下一紙合同，開始他的電影處女作。卻沒想到，這張合同不但差點使他第一部電影夭折，也在之后一年多時間里，更使他不斷地陷入各種麻煩之中。

　　很快，鄭天華和朋友的800萬元資金逐步到位。高群書分別從美國、日本與港臺地區落實了演員，同時也找來以前拍電視劇中合作的工作人員。由于影片以再現當時法庭現場為主，需要全部英文對白，而且考慮到票房因素，高群書啟用的中方演員主要來自港臺地區，他和助手一一敲定了劉松仁、朱孝天、曾江、曾志偉、林熙蕾等明星。這過程中，多數商談均是在一次次的飯局中完成。

　　2005年5月，影片開拍。到6月初，800萬已經基本用完，而孫昌平打包票的政府國家投資音訊全無。按照高群書的回憶，“記不住是哪一天，好日子一下就結束了。也就是說，資金斷檔了。”

　　演員經紀人開始打電話直接找到投資人，詢問部分演員的二期酬金為何逾期未付。而劇組百來號人每天的吃喝拉撒各項開銷還在繼續……至此，投資人無心再填無底洞，他們只想盡快找新的資金進場，最好自己能全身而退。這期間劇組又不能停轉——演員檔期、攝影棚租期都定死的，一旦停下來，非但項目不保，也無法再吸引新的投資。

　　而這些，還只是這部電影多舛命運的開始。

　　導演成了制片，既是爺又當孫

　　演員催款、各方催債、合作方找孫昌平要錢的混亂局面一直拖到了7月初，所有人都想有一個了結了。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讓孫昌平出局。

　　幾經催(逼)款，孫昌平被迫退出，但拒絕簽退出的合同，他以消失的方式一走了之。而最早與劇組簽署的合同，事實上依然在日后具備法律效力，這個“后患”他們始料未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孫昌平此前在其他經濟糾紛中的債權人追債上門，尋人不成，他把整個劇組告上了法庭。

　　這時，另兩個進退維谷的商人，也在思量如何盡快抽身，并且盡可能地拿回投資。年近半百，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娛樂圈，根本想不到這里的水有多深。二人相繼病倒。除了每天纏著惟一的“圈內人士”——高群書，懇求他出面找錢接拍之外，不斷重復的一句話就是“跳樓”。

　　本想也借此逃離這個爛攤子的高群書，被纏得心軟，況且自己對這個片子已經投入大量工作，心有不甘。猶豫幾天后，他答應繼續拍片的同時開始四處借錢。

　　錢借到之前，他先在劇組開會，向大家保證“從今天開始我就是天下最傻逼的制片人了……我只能保證劇組跟我干到最后的任何人，都按照以前的合同把錢發給大家；如果不相信，現在立馬滾蛋，我決不挽留半句，無論是誰。”

　　之后十幾天，高群書一邊繼續拍戲，同時又四處求人借錢。在電視劇中的好人脈并沒有起太大的作用，那些投資電視劇的老板們對電影沒有一點興趣，甚至根本不想聽高群書談電影。高最后只好承諾，自己用電視劇版權作抵押。

　　最終還是以前的合作伙伴，出于信任答應借高300萬元，朋友徐嘉暄籌來了200萬元，這筆款在電影關機的前一天到了賬。高告訴記者，這期間，除了應付債務和拍片，法院還因在債務官司中他們無法還錢，屢次要封這個電影。

　　2005年7月23日，高群書記得那天下午的陽光很好，在北影廠的攝影棚，他拍完了最后一個鏡頭后，一句話沒說掉頭就出了影棚。

　　棚外，投資人和會計都等在一旁。他們剛剛從銀行取出了現金，高叮囑完按照前一天晚上擬好的單子給大家發酬金后，就上了汽車再不想回頭。他說，“這一刻，我的眼淚掉了下來。”

　　之后半個月，高群書對外幾乎斷絕了聯系，整天在工作室里打CS和DOD游戲。不僅如此，他說，在此后的幾個月里，他不能聽到任何關于這個電影的信息。“不管是誰，只要一提電影這兩個字，我就像貓被踩了尾巴一樣，心里號叫一聲。”

　　誰來為主流愛國影片埋單？

　　在采訪、自己的博客和其他不同的場合，高群書總忍不住反復咀嚼那段痛苦的記憶。他認為，這同時也是中國電影不能不說的疼痛。可疼痛并沒有因為關機和付清了片酬而結束。

　　也許是因為影片出身“主流”，不被看好，高群書高薪請來做后期的“名剪”，幾經推托，最終還是在答應之后爽約了；同時為電影做宣傳的徐嘉暄告訴記者，在宣傳過程中，一些媒體也怕把握不好政治尺度拒絕為影片宣傳；聽到片子即將上映，參與后期工作的職員也開始討要酬金，還有欠特技、錄音、作曲、剪輯、機器、加印拷貝的錢……一屁股的債再次砸向高群書。而電影的最后字幕中，高群書不得不與孫昌平并列作為出品人出現，這還是電影局出面協調的結果。

　　8月10日，事隔影片拍攝完成一年有余，徐嘉暄去上海與上影廠商談《東京審判》發行的具體事宜，同時請來了上海聯和院線的老總們看片。一年多孕育的酸甜苦辣這時候就要分娩見分曉了，因為院線經理的看法幾乎就代表觀眾的看法，他們最知道觀眾喜歡什么。

　　徐嘉暄說，發行商和院線開始都不看好《東京審判》，甚至很排斥，除去影片本身的“主旋律”色彩，當時中日兩國之間敏感的關系也是發行的阻力之一。尤其是院線經理的態度特別不好，他們直剌剌地跟徐說，“現在有那么多片子可選，不一定非要選你這一部。”

　　看完片子后大家的反應和之前剛好相反，經理們在會議室討論得很熱烈，徐嘉暄從有限聽得懂的上海話里猜到，大家好像是“都表示要上，還因為分拷貝‘打架’，因為我們在上海只有三個拷貝。”“后來他們商量出一個比較奇特的方法，從8月16日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一小時一場在各大影院輪流放映，他們稱之為‘接力放映’。”

　　還沒來得及開心，在8月14日徐嘉暄拿許可證過程中，又出了狀況，孫昌平的九江公司作為另一出品方，“要求不把‘五個一工程獎’給他們就不蓋章，直到電影局領導下令不蓋章也發許可證，才拿到了影片的許可證。”高群書說。

　　一拿到許可證，徐嘉暄立刻發短信給高群書，“看到許可證一直想落淚，走出電影局的一剎那很心酸，未來的路仍然艱辛，堅持，再堅持，我們一定能贏。”

　　出于宣傳效果考慮，發行方將影片定在拿到拷貝第三天，即8月16日在上海匆忙點映。而徐嘉暄介紹，因為資金困擾和市場預期的不確定，他們目前發放的拷貝數大約是送全國影院正常數的一半。

　　涉足電影圈僅一年多，高群書就完成了“從學徒到博士”(徐嘉暄語)的拍電影速成訓練。現在，他不再把主流電影大片掛在嘴上，他嘮叨著，這部電影能上映已是奇跡。高群書希望今后有機會，能把《東京審判》的拍攝經歷寫成教材告訴給電影學院的學生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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