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揚也告訴筆者，他們解決不了很多涉及物業管理的實際問題，平時也就是“說說養狗的事兒”，宣傳一下黨和國家的政策。“整個社區讓業委會搞得亂七八糟。”

　　可有人并不同意萬先生和劉云揚的這種說法。

　　“居委會的監督和指導作用效果發揮不好，根源在于居委會的工作意識沒有轉過來。”北京市海淀和諧社區發展中心理事長、著名社區專家蔡若焱認為，“居委會按照以前的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工作，就會覺得現在的工作很尷尬。”

　　蔡若焱認為，《物業管理條例》中規定居委會具有監督和指導職責，居委會已經被賦予了很大作用。“居委會應當學會監督和指導，不要總想著領導和教導。”蔡若焱說，以前的居委會習慣了管理和發號施令，這種思維方式需要改變。

　　《物業管理條例》規定的居委會的監督權，蔡若焱認為是一種無權監督，“是一種需要居委會把看到的、聽到的情況反映給業主大會，履行‘告知功能’的職責。”

　　“居委會的權力僅僅限于告知。建議業委會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居委會與業委會是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獨立的自治組織。他們之間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區治理項目組研究員、朝陽區業委會前主任舒可心說。

　　“居委會不能左右業主大會，但由于居委會的群眾基礎雄厚，要比業委會的監督力度大，因此居委會應當發揮好這種監督作用。”蔡若焱說，權力只有更多地被監督，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武漢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運清教授將居委會的尷尬地位，同樣歸咎于工作思路陳舊。

　　“居委會認為自己手中沒有行政權力，做起工作來尷尬、困難，這是不對的。”周運清說，居委會本身不能解決物業的問題，它應該站在居民或業主的角度，代表他們和物業公司進行溝通和協調。“這可不是要居委會親自操作，它們只是要做協調雙方的工作，而不是代替某一方直接做事。”周運清說。

　　“但是業委會和居委會的事務是不能交叉的，因為兩者是不同的組織。”周運清說，現在的居委會應當認為物業幫助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例如小區的綠化、小區的治安等公共事務都幫助居委會做了。“如果居委會認為這樣一來，自己被邊緣化了，根源就在于出現了‘權力糾紛’。”

　　周運清解釋說，業委會、居委會和物業公司本應把居民、業主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應本著服務于居民和業主的思路辦事。但實際問題卻是在業委會、居委會、業主大會這些組織建立起來后，成為各自的權力主體，習慣以“自己的權力”為中心，產生了“權力糾紛”。周運清說，問題根源在于不同的利益群體在利益上出現了分歧，這樣一來，大家不是為搞好服務解決問題，而是圍繞“權力”爭來爭去，自然就會出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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