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前的經歷，讓中方不能不對日方的這一承諾打上問號。

　　2004年4月，日本政府曾召開“遺棄化學武器處理對策聯絡調整會議”，決定在2005年3月之前在吉林省哈爾巴嶺建造一個大型的、處理日軍遺棄化學武器的設施。哈爾巴嶺位于距敦化40公里的城郊，埋藏的日軍遺棄化學武器大約有67萬件。按照日方當時的設想，哈爾巴嶺的大型處理設施將集中銷毀遺棄的化學武器，約90%的化武將在這里焚燒。但時到今日，這些承諾仍然沒有兌現。據一位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從消息傳出到現在，還是停留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進行征地、修路等前期準備工作，實質性工作一點也沒有進行。”

　　日方的拖延態(tài)度，還體現在遲遲不向中國政府提供遺留化武的清單。劉毅仁表示，在華日遺化武到底有多少，日方最清楚，遺憾的是，日方卻以種種借口拒不提供有關化武的埋藏資料。有資料證明，自1929年開始至1945年止，日本生產了7000多噸、700多萬發(fā)毒氣彈，絕大多數運到了中國。

　　曹志勃認為要從兩個方面看待這個問題。一方面，小規(guī)模的遺留化武，可能日方也不是很清楚，因為戰(zhàn)爭期間日本各個軍種都各自配備化武，陸軍甚至每個中隊都有化學兵，擁有化學彈，投降時他們就地掩埋，沒有留下檔案，而且現在活著的老兵也不多了，難以統(tǒng)計清楚；但是，大規(guī)模化武，如大型倉庫，日方一定知道，也肯定有相關材料，但就是不告訴中方，這令人氣憤。

　　日方為何“犯難”？

　　1997年至1999年，中日兩國談判時，中方要求日方將遺棄在華化學武器運回本國銷毀。日方表示為難，聲稱日本國內法禁止化學武器入境，國民也難以接受，加之遺棄化學武器長年埋在地下和水中，大多嚴重銹蝕變形，有的已出現滲漏，運輸難以確保安全，請求中方允許在中國境內銷毀。

　　曹志勃說：“當年中日談判的時候，外交部、總參堅持的就是一點，把中國發(fā)現的日遺化武，運回日本國內，這是我們的一個前提。后來日本政府說做不到，就提出在中國境內銷毀，日本同意拿錢，花錢買一個不運回國內的對等條件。但就是這樣，日本都沒能做到。”

　　劉毅仁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當年因為考慮到運輸安全問題，中國政府才同意在中國境內銷毀。作為受害國，中國冒著人民生命財產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安全可能受到危害的風險，做出同意在中國境內銷毀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從這一點來講，中方為協(xié)助日方銷毀遺棄化學武器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正因如此，中方對日方處理化武的態(tài)度表示強烈不滿。

　　有分析認為，日本在化武處理中動作遲緩，是因為它過于注重本國利益。而“本國利益”，首先指向經濟利益。1999年簽署的《備忘錄》規(guī)定，處理費用及處理過程中發(fā)生的事故全部由日方負責。特別是預定在埋藏著90%化學武器的吉林省哈爾巴嶺進行建設的發(fā)掘、回收設施和爆破、燃燒處理設施工程費問題上，日方估算需要超過2000億日元(約為137億元人民幣)的經費。

　　曹志勃說：“這筆費用對日本來說太大。”據記者了解，2002年在黑龍江省孫吳縣的挖掘工作中，日方負擔的經費包括補償休耕等在內，就已經達到5.5億日元(約為0.38億元人民幣)。當年日本與遺棄的化學武器有關的預算總額約為215億日元(約為14.73億元人民幣)，前一年度則為54億日元(約為3.7億元人民幣)。此后，這一數字逐年上升。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日關系史研究員高曉燕說：“在處理化武的問題上，日本的預算比較復雜，立項很麻煩，國會還要辯論。”不過，要是對比一下日本在中國興建京滬高速鐵路一事上的積極態(tài)度和動作，可以看出，日本看重的是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卻選擇性地遺忘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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