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領域可能侵蝕公共領域

　　新聞事業是一種雙重性格的事業。大眾傳播是一個學校，同時，大眾傳播媒介是一個企業。這兩種職務有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的

　　市場經濟主要通過廣告方式對媒體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支持，媒體商業運作的結果是自身成為巨大的產業；媒體通常都是一個分工精細的企業。但是這種運營方式塑造了作為企業運營的現代新聞事業處于一種雙重性格和隨之產生的雙重文化，即體現價值理性的新聞文化和體現工具理性的商業文化。正如國外學者所言：“廣告對報紙的支持是一種復雜的恩賜。報紙對廣告的依賴可能使報紙出版者偏袒企業商人的道德準則和利益。”

　　在這種背景下，媒體從事輿論監督的動機也會受到質疑：雖然公眾普遍承認，就從事輿論監督的記者而言，動機純正者顯然是居于多數，但是難道媒體是沒有名利欲望的天使、而不受“眼球經濟”的驅使，去追求發行量、收視率、用戶量和廣告量的最大化嗎？而實際情況往往是兩種動機兼而有之，這是許多國家的新聞工作者意識到的和公開承認的現象。

　　美國傳播學家威爾伯·施拉姆因此認為：“新聞事業是一種雙重性格的事業。站在為公眾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場來說，大眾傳播是一個學校，但是，站在為投資者賺錢的目的而言，大眾傳播媒介是一個企業。任何傳播媒介的負責人，受這種雙重性格的影響，一方面要盡校長之職，另一方面要盡經理之職，這兩種職務有很多時候是互相矛盾的。”

　　用公民社會理論來解釋，就是市場領域可能侵蝕公共領域。這說明，輿論監督可能不僅被不良政治勢力、而且被不良商業勢力威逼利誘。現代民主國家，新聞界享有法律保護的輿論監督權，但是作為最大公務信息源的政府和主導廣告資源的跨國公司和有組織犯罪集團經常會規避輿論監督，它們或者對媒體進行利誘，或者以撤除廣告和提起訴訟相威脅，經常導致對企業的監督比對政府的監督更加困難。

　　轉軌社會媒體“雙重封建化”的危險

　　一方面政府仍然對傳媒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加上市場發育的不成熟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有可能傳媒成為政府和市場拉攏或打壓的雙重對象

　　在當今各現代國家，大眾傳媒體制普遍存在一種二元結構，即報刊的私人所有制(轉軌國家可能有少量官方報紙)和廣播電視的多種所有制和管理體制。在廣播電視領域，各國媒介的所有制和管理體制主要有大致三種與特定政治和經濟體制相關的體制類型：

　　(1)以美國為代表的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完全商業化運行體制；

　　(2)以西歐為代表的公營和私營并舉的雙軌制運作體制；

　　(3)以中國為代表的完全國有的有限商業運作體制。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媒介無論是私營、公營和國營體制，與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都有這樣那樣的日常聯系。媒體作為私營公司或公有機構，從本性上及絕大部分活動上來看，是在公共領域之內，盡管它們可能與市場領域或國家領域有重疊，很大部分的公眾對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體解釋、操控，甚至由媒體來構成的。當媒體組織是國有機構時，它們是一只腳踏在國家領域，一只腳踏在公共領域。當媒體組織是私營機構時，它們和別的公司一樣，是立足于市場領域。因此，媒體不論是私有或公有，它們的活動都顯然在公共領域。甚至它們本身就有可能是公民社會中活躍的成員，并且與其他社團等公民社會組織有著積極的互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一定規模的公共領域；與之相比，市場領域的成長壯大更為迅猛。中國市民社會的典型成員為無上級主管人士(常為個體文化人)和政府主導的社團，媒體雖為國有國營，但是市場經濟的影響和公共性因素在增加。總體而言，行政力量趨于消退，市場、大眾和媒體專業力量在增強，四種力量有了博弈的可能。

　　但是，轉軌國家民主法制建設受到封建勢力和官商勾結等因素的拖累和制約，從企業到媒體到整個社會，都面臨著特殊問題和困難。在俄羅斯，傳媒的私有化、市場化、產業化一方面擴大了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的空間，增加了從事黑幕揭發類報道的動力；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對傳媒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加上市場發育的不成熟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有可能出現傳媒的“雙重封建化”，即傳媒成為政府和市場拉攏或打壓的雙重對象。正是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讓我們感到社會轉軌的意義和復雜性，尤其是大眾傳媒如何充當社會轉軌的守望者，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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