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思危的簡歷中，我們看到這位身居高位的民主黨派人士不平凡的人生軌跡：1948年至1951年在香港香島中學學習；1951年從香港回到祖國內地；1981年赴美學習，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4年擔任化工部副部長；1996年起擔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起歷任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西方的政黨制度是‘打橄欖球’，中國的政黨制度是‘唱大合唱’。”
在談到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時，成思危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比方。他說：“海外有些朋友問我，你既然是獨立的黨派，為什么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跟他們解釋說，西方的政黨制度是‘打橄欖球’，一定要把對方壓倒。我們的政黨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黨派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共事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為了保持社會的和諧。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揮，這個指揮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都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勝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這個主旋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成思危說，他告訴海外的朋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這是中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點。我們八個民主黨派既不是在野黨，也不是反對黨，而是參政黨。
成思危經常要參加中共中央與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高層政治協商，深感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高度重視。
他對記者說，高層政治協商現在每年都有八九次，今年有一個星期就開了兩次會。高層政治協商已經制度化，最為重要的是“協商于決策之前”，中共中央確實高度重視吸納民主黨派的意見。
對于海外有評論說中國的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府任職多是“坐虛位”、“無實權”，成思危嚴肅地指出，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中國的民主黨派不是“政治花瓶”。
“在擔任化工部副部長的時候，我對自己負責范圍內的工作是完全有權作出決策的。現在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負責證券法、農村金融的執法檢查。我和中共黨籍的副委員長一樣，也是獨當一面的。”他說，“目前有6位民建成員擔任副省長，都是有職有權。比如在廣東省擔任副省長的宋海就主管金融這樣的重要領域。”
成思危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富有生命力的。這一制度要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完善。隨著中國政治生活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這個制度會越來越發揮出其優越性，民主黨派也會越來越發揮出自己的作用。”
“參加民建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我由此從為學走上了從政道路。”
成思危的父親成舍我是中國報業杰出的開拓者，他從小就因為家庭的影響接受了愛國主義教育。1951年，成思危受到新中國建設高潮的感召，懷著滿腔熱忱，瞞著父親回到內地。成思危將這視作人生中的第一個重要轉折點。
而他的第二個人生轉折點是1981年赴美留學。當時已在化工部擔任重要專業職務的成思危出人意料地放棄了原專業，選擇了學習管理。這拓寬了他的專業領域，并從一名化工專家轉換為一名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學者。
從1988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開始，成思危認真地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責，這引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注意，也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三次轉折。
“1994年，還是無黨派人士的我擔任了化工部副部長。那年九、十月間，當時的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老先生約見我，動員我參加民建。孫老跟我講，你不是想報國嗎？民主黨派是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民主黨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個月的思索，成思危決定加入民建。1995年底，他當選民建中央委員、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孫起孟當選民建中央主席。
“參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我由此從為學走上了從政的道路。”成思危微笑著說。
“‘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是我參政議政的座右銘。”
“治學和從政都是為了報國，為了振興中華。”成思危談到自己學者從政的角色轉換時說。他認為，治學是從政的基礎。“我研究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關鍵問題，包括住房制度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商業銀行改革等等。我的治學與我的參政議政是密切聯系的。”
擔任民建中央主席以來，成思危積極領導民建立足自身特點和優勢，積極發揮參政黨作用。“民建是聯系經濟界的參政黨，我們更多地圍繞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問題和改革的問題來參政議政，立足于兩大指導思想：一是發揮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來追求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二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
“作為參政黨，我們不可能代替政府的工作，我們要做的是支持政府的決策和行政。”他強調說，“我們不是空喊支持，我們的作為主要是四個方面：探討理論基礎；評介國外經驗；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實施難點。”
“‘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這是我參政議政的座右銘。”成思危說。
(據新華社報道；作者：陳鍵興 茆雷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