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教師提及收入狀況諱莫如深，兼職成了主業，教書退為副業

　　北京大學副教授阿憶在網上貼出了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為4876元，在減去各項生活開支后，竟然成了負數。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一位副教授說，高校教師的收入是很零碎的，工資條僅是一層表皮，并不能說明職工的真實收入。

　　這位副教授以自己為例，他每個月實際劃到工資卡上的有2500元~3000元，這筆錢與工作年限和職稱密切相關。另外，每個月學院里會固定給一筆錢，相當于基本工資的30%，約有三四百元。由于院里會舉辦一些考生培訓班，學院能從中獲得創收，這樣還會給每位教職工每月大約發1000元。再加上指導研究生論文的補貼及課時費等，算下來，不算工作外的收入，他一個月至少拿到4000多元。這位副教授還一直在媒體兼職，為一份報紙每周撰寫一篇專欄文章，每月又多了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采訪時，雖然大多數高校老師在被問到收入狀況時諱莫如深，但通過調查，筆者發現，在外做兼職、或掛職做項目的高校教師非常多，這讓他們有了不菲的灰色收入。

　　近日，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筆者得知，參與這場論壇的一位法學界的頂尖級專家獲得的報酬高達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專家通過參加學術研討會來獲得報酬已成為專家“灰色收入”的重要來源。

　　去年，在有關“經濟學家的良心”的爭論中，有媒體報道：“北京一流經濟學家年收入過百萬元，二流也掙60萬元，這些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擔任獨立董事，在這個名單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蕭灼基、衛杰、張維迎、吳曉求等教授。”

　　相對于靠兼職掙外快的高校教師來說，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訓班教課和課題組的技術入股辦公司起家的。

　　中央財經大學的一位法學院教授發現，由于連年來的“考研熱”、“考證熱”，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外語學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師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語培訓班的講學，而法學院的一些教授則通過舉辦司法資格考試、法律碩士考試的培訓班獲得大筆收入。這位教授所在的法學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躋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納3000名觀眾的海淀體育館座無虛席，啟航培訓學校暑期政治強化班正在舉行。與啟航培訓學校合作授課的有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教師。

　　近幾年考研市場迅速膨脹，許多名校的教師紛紛瞄準了這個賺錢的機會。在啟航培訓學校，以考研政治班為例，為期一周的課程，每位學生要交培訓費500多元，每期有幾千名學生報名。由于教授的報酬都是從幾千名學生的培訓費中抽取的，學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課教師從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袁名(化名)說，大學教師這個職業比較有條件在外兼職，因為課時量小，假期周末等空余時間較多，而學校也沒有明文禁止。但當教師兼職占用了過多精力后，對其教學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當教授的‘外快’成為工資的兩三倍后，他就會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職工作，教書育人的本職工作反倒成了副業。”

　　袁教授稱自己前兩年在一家電視臺兼職做節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時每周要去參加兩次選題會，還要輪流值班，當他發現那個工作已經不是兼職，幾乎要求全職時，便立即辭去了這份工作。“很多年輕教師因為收入差距的刺激，紛紛想方設法兼職賺錢，如果這種做法形成風氣，高校的教育質量將必然受到影響。”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對此認為，低工資收入狀態下，兼職是合理的。一個工人下班后，給鄰居打沙發，收入與正式工作沒關系。收入不是大學帶來的收入，跟大學沒有關系。不過據他了解，北大的老師沒有那么多時間做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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