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典型的商業賄賂案件，權力尋租為他換來的金錢、美色讓他不能自拔，也讓他從副市長的位子走到了被告人席。被稱為玩權力、玩金錢、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因先后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721萬元、挪用公款2650萬元、貪污18.7萬余元，9月上旬被長沙市中級法院一審以受賄罪、挪用公款罪、貪污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為何“三玩”干部連連被提拔

　　“人家背后議論我是‘玩權力、玩金錢、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認為名副其實。”

　　——摘自雷淵利的《我的沉痛反思》

　　在位時風風光光的雷淵利怎么也沒想到，他會“玩出”這么大的“問題”。可就是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腐敗分子，卻在領導崗位上步步提拔，還掌握了城市建設和公積金管理的大權。人們不禁要問，這樣一個貪官污吏，難道就沒有組織和制度監管？

　　其實，雷淵利的這些惡劣行徑并不是蓋得嚴嚴實實的，在群眾中早有議論，就連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在反思中就這樣寫道：“人家背后議論我是‘三玩干部’。”可就是這樣一個現實，上級領導機關、紀檢監察部門卻沒有及時發現，最終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雷淵利在嘉禾、臨武工作時，不少干部群眾對他的腐敗行為就有了察覺，紛紛向組織舉報他的問題。他從永興縣調任郴州市副市長時，曾出現了群眾集體阻攔的事件，最后在武警的護送下，才得以離開。由于“領導意見”高于“群眾意見”，一個腐敗分子還是在人們的怒視中被提拔到了更重要的領導崗位。實際上，“帶病”干部蒙蔽上級領導易，“忽悠”基層群眾難。如果把貪官放在民主監督的陽光下，他們的丑行必將無所遁形。

　　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墮落

　　“當別人送錢送物時，開始有些害怕、緊張，但經不住誘惑，后來就心安理得地收了。我與30多個老板、開發商結為朋友，利用自己的職權為他們解決問題，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回報我，這是典型的權錢交易�！�

　　——摘自雷淵利的《我的沉痛反思》

　　法院認為，雷淵利利用職務之便，在安排工作、承攬工程、解決政策優惠、減免費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21萬元。另外，他指使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樹彪(另案處理)以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名義與銀行簽訂質押合同，挪用公款1650萬元，并與李樹彪等人共同策劃，挪用公款1000萬元給東進公司進行營利活動。除此之外，他還讓情婦報假賬，騙取公款18.74萬元。

　　“結交老板幾十人，權錢交易數不清；黨紀國法全不顧，身敗名裂成罪人。”這是雷淵利案發后寫的一首打油詩，反映了他不能正確行使權力，把公權當做私權，誰給好處，他就利用職權為誰謀取私利。

　　反思雷淵利走上犯罪道路的歷程，如果我們把他的犯罪行為再套用平時學習不認真，法律意識淡薄來進行解釋，顯然是說不過去的。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問題就出在對權力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約上。從雷淵利腐敗案件來看，應該好好檢查我們設定的制約機制，在管好人的同時，更要研究如何管好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及如何減少他們玩權的機會。

　　另外，當今的貪官一貪就是幾百萬甚至是上千萬，他們貪的錢從何而來？相當一部分是官商交易的結果。一些不法商人利用金錢、美色等對那些意志不堅定的手握重權者進行誘惑、腐蝕，以達到他們非法獲取暴利的目的。因此在打擊受賄者時，也應嚴查行賄人。

　　誰來監督領導干部的個人生活

　　“我利用職權和金錢打那些有求于我的女人的壞主意，這些年先后跟9個女人發生了不正當關系，用受賄的錢為7個女人買了房子。”

　　——摘自雷淵利的《我的沉痛反思》

　　一審判決書上寫道：雷淵利攫取的錢財主要用于包養情婦。與其保持性關系，并利用其獲取錢財和其他利益的女人在9人以上。偵查機關從其妻和情婦黃某等人處扣押贓款、贓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083.8萬元。

　　從擔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到官至副市長，10年間雷淵利受賄721萬元。也正是在這一官運亨通的“黃金時段”，他包養了整整一個班的情婦。為此，人們不禁會問：雷淵利終日周旋于眾多女人之間，組織上為何毫不知情？當然，包養情人等作風問題有很大的隱蔽性，組織也不可能時時刻刻跟著那些被監管對象。那么，由誰來監督副市長的“拉鏈門”呢？

　　商業賄賂作為經濟活動中的潛規則，它不僅破壞著正常的市場秩序，同時，也侵蝕著人們的道德底線。雷淵利的墮落軌跡折射出幾個帶傾向性的問題：一是制度反腐在不少地方并未真正落到實處，有的甚至存在明顯的應景之嫌；二是監管部門認為官員的生活作風問題純屬個人“小節”，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三是在防腐反腐方面缺乏由此及彼、由微見著的發散性思維，以至于官員經濟上出了大問題，這才如夢初醒，發現其生活作風糜爛不堪。

　　雷淵利案件提醒我們加強權力約束迫在眉睫，能夠保證監督機構獨立行使對各級干部包括對高級領導干部的監督職能，完善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的機制。正如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胡星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當務之急是規范權力運行監督，建立一種從政治到經濟、社會相結合的現代反腐敗制度。”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 羅家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