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吳明華

　　“濱海新區已被納入國家總體經濟發展戰略布局，成為繼浦東新區之后的又一個國家級‘綜合改革試驗區’，因此濱海新區的發展將不是依靠財稅政策的優惠，而是靠綜合改革，特別是金融改革釋放的活力。”5月11日，倫敦“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推介會”上座無虛席，擠滿了200多位來自英國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和媒體代表。天津市長戴相龍在會上的一番演講，引來了陣陣掌聲。

　　2003年初，當戴相龍剛到天津時，也獲得了天津市民的熱烈掌聲，有所不同的是，這第一次掌聲中卻夾雜著不少爭論和質疑。而此后3年多來，當一次次掌聲響起時，它的背后越來越多的是對天津復興的振奮，以及對這位引爆天津新一輪高速發展的“金融市長”的肯定與贊許。

　　“財神爺”

　　當戴相龍揣著國家開發銀行500億元的信貸資金和一份7000億元的5年投資計劃履任天津時，迎接他的是天津最熱烈的掌聲。一時間，坊間紛紛傳言：“天津來了個財神爺”，言語中充滿了對這位原央行行長的期待。

　　曾經是北方最大經濟中心和工業城市的天津，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增長一度陷于停滯狀態，雖然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增長速度加快，但在全國大城市中的經濟地位卻不斷下降。多年的緩慢發展使得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積累了太多欠賬，要實現復興，天津無疑需要巨量的資金。

　　面對這樣一個融資難題，換任何一個人都會頭痛不已，但擺在一個前任央行行長面前，似乎并不是什么難題。在戴相龍上任后的短短半年時間內, 中國建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合計為天津市提供了總額達1100億元的銀行信貸。

　　然而，戴相龍并不愿意強調這是他的個人作用。天津有關專家也認為，銀行業主要還是看中天津的發展前景和商業機會，但戴相龍在金融界具有廣博的人脈和深厚的影響力，這是其他地方領導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這一優勢可以轉化為巨大的銀行信貸支持。戴相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坦承：“這個也不能不說有一定影響，因為他們了解我，他們甚至認為我去了以后可能更放心，因為我不會亂用錢。”

　　巨額的信貸資金不僅給天津基礎設施建設以巨大支持，同時也起到了示范效應，各種社會資金和境外資金紛紛跟進。2003年，天津社會資金占市政基礎設施總投資不足30%，而兩年后這一比例則達到了70%，2005年投資總額為500億元。巨額投入給天津帶來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在市民看來，近年來天津就像一個“大工地”，到處都在施工。

　　與此同時，爭論和質疑也隨之而來。如此大規模地搞城市建設會不會與中央的宏觀調控背道而馳？會不會帶來房地產泡沫以及巨大的金融風險？　　正當經濟學家們擔心天津將來能否償還貸款，并忙于計算天津固定資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回報率時，戴相龍卻有著自己的獨特思路。他曾公開承諾：“我不會用過量的貸款創造政績，而給天津市和我的后任帶來沉重債務負擔。”

　　他的自信是源于對“經營城市”有著深刻理解的“城市金融學”。

　　“城市金融學”

　　在上任之初對天津一些區縣調研視察中，戴相龍就多次提出“經營城市”的想法。經過兩年多的實踐之后，戴相龍的這一核心思路逐漸成熟。

　　把城市基礎建設看做一個項目，然后通過貸款來做大。即通過貸款把基礎設施建設好了，地價就上漲，然后以競拍方式通過土地轉讓，政府獲得土地收益權，進而還貸。在戴相龍看來，這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條良策。

　　“我們都知道土地是商品，既然土地是商品，就可以貸款購買土地，對土地加工、運營，再到市場上按規定拍賣，這是國際上慣用的融資方式。”戴相龍說，“我認為銀行并不是看我的面子，主要還是天津市有這種潛力，有償還的能力。”

　　為了這一想法能順利實施，戴相龍成立了獨立于市政府的天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集團公司和土地收購整理公司，同時還設計了監督機制，通過審計局、監察局、銀行的介入，對財務、項目公開招標和資金使用進行監督。“只要政企分開，土地收購公開競拍，收益部分政府還貸，對于房價上漲政府調控。通過信貸來進行城市基本建設的效果就非常好。”戴相龍說。

　　戴相龍“城市金融學”的理念在天津得到了廣泛認同。在天津社科院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盧衛看來，引入金融資本經營城市的模式，政府把城市土地、一部分房屋、固定資產作為國有資本來經營、盤活，以之向銀行抵押，以獲得更多融資擔保進行固定資產投資，“這將是最有效率的資本運作手段。”

　　雖然仍有爭論，但專家普遍認為，數千億元如此集中地砸到天津，天津肯定將受益匪淺。而此后，天津土地成交價格也一路攀高。

　　“金融復興”

　　向銀行借錢搞城市建設只是小試牛刀，戴相龍的雄心不僅于此，天津對他的要求也不僅于此。

　　經過十年的發展，天津在工業方面與第一陣營城市差距并不大，但從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業來看，天津的差距非常大。金融業發展的滯后已經制約了天津市的經濟發展。振興天津必須從振興金融開始，而恢復昔日北方金融中心的榮光，一直是天津人的夢想。長期浸淫在金融業，并擔任多年央行行長的戴相龍，無疑是天津實施金融中心計劃的完美領軍人物。

　　在戴相龍上任后的第一個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金融、物流、商貿會展、房地產四個主導產業，金融被列在了第一位；同時他又明確提出要推進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設。

　　然而，要實現這個目標，不可避免地要與近鄰北京競爭。與之相比，北京有天然的條件優勢和心理優勢。為了避免正面交鋒，戴相龍把天津金融業目標定位在，加快建立和完善與北方重要經濟中心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為天津建設面向世界的現代加工制造基地、國際物流中心和國際港口大都市提供優質服務。天津市政府有關人士認為，有了完善的金融體系，也就成了事實上的金融中心，策略的轉換顯示出戴相龍對金融業發展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2003年，經過長時間爭取，渤海銀行終于被國務院批準，這是目前國內獲得批準的第二家民營銀行。2003年4月，英國標準人壽保險公司和天津一家公司合資建立了衡安標準人壽。2003年10月底，PECC(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內部會議在天津召開，東北亞銀行籌建工作被提上日程，并選址天津作為銀行總部。2004年3月，在戴相龍的張羅下，與德國合資的中德住房儲蓄銀行在天津成立。此后，花旗等20多家外資銀行相繼在天津開業。

　　2005年，天津還獲得了國務院批準成立目前唯一的產業基金——渤海產業基金。今年，渤海銀行、產業發展基金、渤海財險等新金融機構在天津相繼成立。

　　戴相龍金融戰略不僅僅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他把目光還盯住了北方產權交易中心。產權交易中心是構造金融中心的基礎性結構，它能實現國有產權的跨區域性流動，從而帶動資本在當地的聚集，成為資本的聚散中心。為此，戴相龍兩次力邀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到天津考察，并舉辦高規格產權方面的研討會。與此同步，天津產權交易市場迅速開展整合工作。天津低調而迅猛的動作得到了國資委的認可，2004年3月，天津被列入首批中央企業國有產權交易市場。

　　一系列的苦心經營，換來了天津金融發展的累累碩果。在許多公開場合，每當談及天津市的金融發展，戴相龍都越談越起勁，并對天津的金融發展立下宏偉的目標。據戴相龍透露，他不僅要使天津成為“中國產業基金的管理中心”，還正在爭取在天津建立離岸金融市場。金融界人士認為，天津已經邁出了重建北方金融中心的標志性的一步。

　　“推銷大使”

　　在天津各界看來，戴相龍執政天津三年多來，始終保持著其金融家的本色，他發揮所長，為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業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更為重要的是，戴相龍以其寬廣的視野和豐富的資源，大大提升了天津在國內外的形象和地位。“他逐漸為天津人找回了自信和開拓創新的精神。”天津市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首席專家韓士元認為。

　　“在21世紀，環渤海地區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而天津濱海新區則是推進環渤海地區經濟增長的戰略啟動點。”在天津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專家們預測。

　　面對如此的歷史機遇，天津顯然不能再沉默，于是戴相龍開始了他的“游說”工作。

　　“開發區必須要有大范圍、綜合、開放、市場化的資本運作。”戴相龍在很多場合對自己的部下強調，“要走出國門，進行具有國際水平的招商活動。”

　　據天津濱海新區管委會研究室主任王凱介紹，今年以來，到濱海新區考察訪問的共有1萬多人，其中副部級以上的干部就有120多人，很多時候戴相龍都要親自來陪，來講解。戴相龍認為，他們不僅是來了解天津濱海新區，也是來尋求在濱海新區的發展機會。戴相龍還經常把他的一些老朋友請來出主意，例如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原浦東新區主任趙啟正等。

　　在請進來的同時，戴相龍更注重走出去。為了編制濱海新區發展規劃，戴相龍帶隊先后到北京、河北、山西、山東、遼寧等地介紹濱海新區，聽取周邊省市意見。

　　今年5月，戴相龍率400多人的大型招商隊伍，到香港舉辦“天津周”活動。在開幕式上，香港諸多政、商界精英紛紛前來捧場。隨后，戴相龍又馬不停蹄地趕往英國首都倫敦，與英國貿工部副部長安德魯·凱恩、英中貿易協會主席鮑威爾和倫敦金融城候任市長斯圖亞特，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等10多家跨國企業負責人進行會談。在英國之行取得成功后，戴相龍又繼續在法國推介天津濱海新區。

　　每到一處，戴相龍都能吸引到當地眾多的政界和商界要員，在海內外引起普遍關注和積極反響。天津市政府有關人士分析認為：“這一方面顯示了天津近年來的迅速發展和逐漸上升的戰略地位，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戴相龍在金融界長期積累的人脈和影響力。”

　　學者風范

　　戴相龍以其獨特的魅力贏得了天津人的掌聲，從“財神爺”、“金融市長”到“推銷大使”，天津人一次次給他“加冕”，戴相龍本人也完成了從行長到市長的完美轉身。而在天津學界看來，戴相龍是一個典型的學者型官員，在他身上始終保持的學者風范更加值得人們尊敬。

　　從事金融工作近30年的戴相龍，對學術研究一直有著很大的興趣。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周立群告訴《決策》，在天津舉辦的中國經濟學年會、金融學年會等學術會議，戴相龍不管工作多忙，都要到會和學者們交流，了解學術界最近的動態，而他的一些獨到思考經常令與會專家們欽佩不已。

　　從2005年4月份開始，經戴相龍倡議、發起的“天津市大學生現代經濟與社會發展季談會”開始在天津啟動。“季談會”以學生為主體，討論當前國家和天津市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課題和熱點問題。戴相龍每次都會親自出席，仔細傾聽，做筆記，熱情地鼓勵同學們暢所欲言，并以平等身份，直接和大學生對話。在他看來，大學生不僅要學習專業知識，還要拓寬知識面，提高素質，大學生不能封閉地學習，要關注社會，關注國家的命運和世界的發展。

　　2005年4月，戴相龍受聘成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兼職教授，在金融學系出任博士生導師。雖然工作繁忙，戴相龍還是親自指導了兩個博士生。南開大學金融學系的一位老師說：“戴市長總是將學生叫去，布置一些閱讀書目和研究課題，聽取學生的研究進度，比很多學校的老師還要認真。”

　　“從行長到市長，再到金融學家，這樣的官員在中國還是不多見的。”周立群告訴《決策》。

　　(摘自《決策》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