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盧軍

　　我沒負過他，只幫過他，愛過他，成全過他。我只希望他多愛女兒一點。——李紅

　　初識李紅是在深圳一家四星級酒店的咖啡屋里。同去游玩的朋友說，讓你見一個人。

　　當時，咖啡屋里的人很少，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她正背對著門坐著，一頭被染成栗色的直發很有型。她似乎感覺到我們來了，側過身來向我們招手。她那一雙顧盼生輝的大眼睛一下子就讓我對她有了好感。

　　“李紅，1989年就只身闖蕩深圳的上海女人。”她這樣向我介紹她自己。“李紅，我的中學同學，余秋雨的前妻。”朋友又這樣向我補充介紹說。然后，我們便坐下來聊天，聊學生時代，聊深圳的生活節奏，聊做生意和炒股票，聊生活和愛情。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中，不時會提到她的女兒，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余秋雨。李紅在提到余秋雨時，總是很調皮地稱他為“余某人”。

　　再見李紅，已是一年以后，地點是在上海銅仁路那間總是坐滿了老外的咖啡吧里。她這次回來，是為看望女兒和父母。

　　那天，她戴了頂駝色的呢帽，穿了件繡花的紅色羊毛衫，靜靜坐在一個靠窗的位子上，望著窗外熙來攘往的行人，吃著一小杯冰激凌。

　　她講話的語速很快，聲音悅耳，面部表情也十分豐富，頗具感染力，你會不知不覺地被她吸引到她的故事里。

　　未成女明星，卻與余秋雨一起走進了戀愛季節

　　少女時代的李紅，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女孩子，天真、活潑，深受同學和老師的寵愛。在中學教英語的父親和當醫生的母親為她和弟弟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她中學畢業以后進入了紡織局。從小熱愛戲劇的她，曾作為業余演員被借調到上海市青年話劇團《年輕一代》劇組。

　　那年，她23歲，雄心勃勃地去報考了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結果，她從1000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名列前茅。然而，世事難料，由于種種原因，她與上海戲劇學院失之交臂，但她的答卷卻被當時在上海戲劇學院任負責人的余秋雨看見了，很是欣賞。

　　回想當年，李紅說像做夢一樣。電影《春苗》在選女主角，李紅和當時還未出名的李秀明同為候選人，叫導演難以取舍。但最終導演還是用了李秀明。于是，李秀明一炮走紅，而她卻從此與演藝界無緣。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在這期間，李紅認識了當時已經很有名了的余秋雨。年輕、漂亮、活躍的李紅，一下子就被這個才華橫溢的男人吸引住了，一頭墜入情網。

　　李紅說，那時的余秋雨性格很內向，對她也稱得上是一往情深。她清楚地記得，一到星期天，余秋雨就會在傍晚時分，乘公交車來到她家。他們一起談笑，一起看書，一起吃飯，直到深夜，他才會依依不舍地與之告別。公交車沒有了，他只能一路步行著回去。

　　兩顆真誠的心相互愛戀，顯得是那么的婉約和美好。他們的真情也打動了李紅的父母。他們勸告李紅：你認識的那些海外的人都不可靠，而他是個老實人，是個好人，干脆你就早點嫁給他吧！

　　1979年，相戀了整整5年的余秋雨和李紅終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們在大連路的一間陋室里安了家。結婚時，余秋雨只買了一個大立柜和一個五斗櫥，但李紅卻不在意。朋友們都說他們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她也以為自己這輩子有此依靠就已經足夠了。

　　恬淡的婚后生活，孕育出轟動一時的《文化苦旅》

　　一個從小就很受人憐愛的小女孩，一夜間變成了一個家庭主婦，李紅似乎還未適應這種角色的轉換。但令她萬分感動的是，余秋雨對她十分體貼，過了很長時間，她都不會用洗衣機，而這一切全都由做丈夫的包辦了。

　　結婚后，由于屋小，又是幾家合用一個廚房，他們長期不自己做飯。那時候，李紅每天背的背包里都少不了一個橢圓形的大飯盒，每天下了班以后，她總要先回父母家一趟，將媽媽做好的飯菜裝上滿滿的一盒，再心急火燎地趕回自己家去。回以家后，她會將飯盒里的飯菜加熱一下，然后甜甜地看著他吃。臨睡覺前，她還要再檢查一下飯盒是否洗干凈了，然后裝進包里。

　　那段日子，余秋雨事業上遇到了挫折，又得了肝炎，情緒十分不好。小女子李紅卻開導起滿腹經綸的丈夫：學學司馬遷，兩耳不聞窗外事，躲進小樓成一統。你只管寫自己的書，別的什么也別去想，什么也別去管。李紅還說：“你對我最大的愛，就是寫出東西來。”李紅說到做到，還特意將自己娘家搭建在天井里的一間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收拾出來，布置成一個書房，讓余秋雨吃住在那里。

　　就是在這間小屋里，余秋雨寫出了后來轟動一時的《文化苦旅》。而為了他能安心寫作，李紅承包了所有的家務事。

　　在創作《文化苦旅》的那段日子，每當夜晚來臨，余秋雨總會在李紅上床以后，輕輕地走過來，親吻她一下，然后柔聲說道：“你先睡吧，我要工作去了。”每當清晨，李紅匆匆忙忙地趕去上班，他卻才開始進入夢鄉，夫妻倆似乎都對男女之事有些淡忘了。但李紅卻說：“我們的心是相通的，他把我對他的鼓勵當成了一種動力，他很努力。他是那么的刻苦、那么的專注，令我感動、令我敬佩。在他最艱難的日子里，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他，連一絲一毫這樣的念頭都沒有。”

　　1984年，他們的女兒降生了。為了不影響余秋雨寫作，小孩從一出生就由外婆照顧，一直到今天。而李紅為不影響余秋雨的工作，也住回到父母家。直率的她反思道：“可能是孩子出生以后，我對余秋雨的關心不夠了。”但不管怎樣，李紅還是盡到了一個做妻子和母親的責任。

　　離開余秋雨的日子，是一個她重塑自我、活得最精彩的日子

　　1989年，由于單位效益不好，李紅主動離了職。那段日子對李紅來說，面臨著一次人生的抉擇。為多承擔一點家庭責任，她想去深圳謀求發展，而余秋雨也支持她去深圳闖一闖。

　　初到深圳，人地兩生，既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資金和任何關系。李紅說她那時候很欣賞一句歌詞——“我用青春賭明天”，而那一年，她只剩下了青春的尾巴。

　　1992年的初春，李紅在深圳一個人生著病，躺在床上爬不起來。她打了個電話給在上海的余秋雨，說自己病了，恐怕春節回不了上海了。她原本想聽到一些體貼的話語，或者是呼喚她回家的聲音，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她想自己就是爬也要爬回上海。然而，余秋雨只是簡單地安慰了她兩句，就掛了電話。李紅感覺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無助。

　　1992年3月，李紅突然從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余秋雨的書桌時，發現了那封寄自安徽的情意綿綿的信，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海底，她預感到了事情的結局。盡管如此，在同年7月，余秋雨正式向她提出離婚時，她還是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十幾年的夫妻會就這么分手嗎？但她還是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因為她是個極其要強的女人。她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感情沒有了，還要婚姻干什么？

　　“一切似乎都已安排好了，我們原來在龍吳路住的3室1廳還給了單位，換了兩個一居，我和女兒得了其中的一個一居……”李紅在說起這些事的時候，顯得十分平靜，就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一樣。她說：“我沒有了婚姻，沒有了丈夫，沒有了家庭，只剩下一個8歲的女兒。”

　　不久，李紅再一次踏上去深圳的列車，帶著滿心的傷痛，帶著一顆破碎的心。她說，她沒有哭泣，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你的婚姻雖然沒有了，但你不能失去做女人的風采，你必須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重新‘上崗’。”

　　現在的李紅，已不是當年只知道受人寵的一個弱女子了，她必須為自己、為女兒的明天而奮斗，她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她選擇的是獨立與尊嚴。

　　在深圳的日子里，她住過廉價的旅館，當過導游，跑過運輸，做過推銷和代理，她甚至曾經把自己最初的一筆積蓄借給一個朋友去澳門賭馬，幸運的是既收回了本錢又分得了一筆紅利。她曾在深圳著名的國貿大廈32層當過白領，最終又在國泰君安證券投資公司的大戶室里擁有了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對我說：“深圳是年輕人的城市，男女比例為1∶8，像我這樣一個既不年輕又無背景的中年女人，要想生存下去，是很不容易的。”那她生存了下來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與生俱來的自信和永不服輸的勇氣。她還笑著告訴我在深圳流行的一句話：“到深圳不跳跳槽、搬搬家、離離婚，好像就不是深圳人。”難怪，見過李紅的人，都會被她身上所散發出來的生命活力所感染、所征服，幾乎搞不清她的確切年齡。前幾年，她還在朋友拍的電視劇《生意場上的女人》中扮演了一個懂外語的女記者，圓了一回自己年輕時的夢想。她還想有朝一日自己寫一部電視劇。

　　沒有余秋雨的日子，李紅找回了自我，為自己而活。她說：“我戰勝不了婚姻，但我必須戰勝自我。”曾經滄海，她深有感觸：人生有很多變數，如果我不離婚，世間只不過多了一個名人身后無足輕重的普通女人。是失敗的婚姻造就了我，讓我認清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而以前從未被發現和正視的潛力和優勢，讓我尋找到自身的價值所在。

　　然而，讓李紅深感愧疚的是無法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血緣親情是永遠無法阻隔的美好情感。女兒想爸爸，需要爸爸的撫愛和關懷，這是李紅再怎么努力也無法取代的。

　　當女兒有一陣子因家庭的影響而學習成績一落千丈時，她勉勵她說：“女兒啊，你要努力。你不能成為倒數第一，你一定要成為正數第一，不然沒人會看得起你。”

　　問起李紅現在的情感生活，她爽朗地笑了，絲毫也不回避擺在她面前的兩難境地。這些年，追求她的人不少。她也曾經想找一個平凡的男子結婚，只要他夠真誠、有愛心就行。但有時候，她又希望他要成功，不然好像接受不了。有時候，她似乎對婚姻又看得很淡，覺得沒必要投入那么多感情，免得再受傷害。“看來，我注定只能做個單身母親了。”她聳聳肩，攤開雙手，看似并不在乎。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她的唯一的一次婚姻帶給她的創傷至今還未痊愈。她說：“我沒負過他，只幫過他，愛過他，成全過他。我只希望他多愛女兒一點。”

　　談起女兒，她的心愿就是讓她接受最好的教育。關于她自己，她說：“我對物質的要求不高，平時從不奢侈，而且我有雙手，我有能力，這一點我很自信。我想有可能的話，回上海來進行第二次創業。不管怎樣，我的生活過得很踏實。”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書的序中寫道：“我想，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坐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李紅說《文化苦旅》是她最喜歡的一本書。她認為這也是余秋雨最成功的一本書。這段話不管是對李紅還是余秋雨，恐怕都會有所感悟。

　　(摘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