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7年的改革開放，讓古老的中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嶄新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中國所迸發的活力與潛力讓世人刮目相看，而世界也向中國投以關注的目光：中國，會選擇用什么樣的方式融入國際社會？它將會如何影響和改變世界？

　　中國日益體現出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風范——中國在國際沖突中積極斡旋，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國民也日益呈現出關懷世界的博愛精神。

　　然而，歷史與現實、成功與挫敗的碰撞與交織，讓我們在摸索的過程中不時出現迷惘。文明古國的榮耀讓我們驕傲，而近代史上整整一個世紀的喪權辱國，又讓許多人至今仍然無法擺脫一種恥辱感和挫敗感。其極端的表現方式，就是一種受害者心態及其衍生的極不理智的、盲目排外的情緒。此外，經濟的繁榮也會讓我們忘乎所以，盲目貪大求全，卻不理會這種“大”和“全”是否真正適合自己。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深，中國與世界打交道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如何作為一個自信的、負責任的國家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肩負起和平與發展的使命，與世界共同成長，這是我們所有中國人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揮去“受害者”夢魘

　　一個成熟的、負責任的大國和它的人民，應該保有溫和與理性，同時積極而勇于進取

　　“中國人對歷史很執著，對現狀很敏感。”38歲的大學講師史蒂芬這樣對記者說。史蒂芬是居住在澳大利亞的愛爾蘭人，五年前，他和一位從中國大陸移民到澳洲的女孩結了婚。

　　在史蒂芬的眼里，中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是妻子小文最引以為榮的，這一點使他這個做丈夫的深受感染并為之驕傲。不過，史蒂芬也認為妻子像很多他所接觸過的中國人一樣，有一種他不能理解的“挫敗感”。妻子常對他提起西方瓜分中國的歷史，一直說到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蹂躪。“她沒有經歷過那些年代，但我感覺到這段歷史在她心里有很深的印記，至今仍然讓她感到憤怒。我跟她說，那幫侵略者確實混蛋，不過，老是耿耿于懷也沒什么用啊。再說，現在誰敢欺負你們中國人啊，你們國家那么強大，人還那么多。”說到這里，史蒂芬笑了。

　　史蒂芬認為，愛爾蘭人也經歷過許多苦難。英國曾經統治了愛爾蘭800年，至今北愛爾蘭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19世紀30年代，大饑荒迫使大批的愛爾蘭人離鄉背井到世界各地謀生，飽受歧視。“中國的事情和愛爾蘭可能不一樣。不過，從歷史包袱這個角度來看，似乎中國要沉重得多。”

　　拖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執拗于過去所受到的屈辱，讓我們許多中國人至今難以擺脫一種“受害者心理”和“恥辱感”，致使在國家逐漸強大起來的時候，仍然不能自信、理智地看待和處理身邊發生的紛爭與沖突。

　　趙燕事件的啟示

　　2004年一名中國婦女遭到美國警察毆打，成為了檢驗中國人心態的典型事例。

　　當年7月21日，中國婦女趙燕在美加邊境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旅游時被美國國土安全部一名警官毆打。事件發生后，中國媒體迅速報道了這起事件，并普遍佐以“中國女子在美國無故受欺”或干脆是“中國人海外受到欺凌”等標題。媒體的報道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中國網民在評論此事時大多數是抱著一種“中國人被美國佬欺負”的看法，認為“美國損害了中國人的尊嚴，美國政府應該向中國人民道歉”，“現在不是八國聯軍時期了，美國不能這么欺負中國人”。一些網上跟帖的措辭甚為不可理喻——“最好再來一個9·11，把美國佬全滅了！”

　　事實上，趙燕事件發生當時，打人的警察剛剛抓捕一名販毒嫌犯，而這時趙燕與同伴剛好路過，警察認為趙燕等人可能與嫌販有關聯，遂要求他們過來接受檢查。但趙燕的同伴們紛紛逃開，警察沖上去抓捕他們，而這時趙燕有個掏口袋的動作。于是，如驚弓之鳥般的警察上前對她就是一陣猛打。打人的警察事后在法庭上聲稱，趙燕掏口袋的動作讓他以為她有“拔槍”行為，因此他上前扭打趙燕，是“出于職業本能反應”。

　　然而，事情的真相和具體細節不幸被多數中國媒體和群眾忽略。而即使拋開這些具體細節，這一事件的性質充其量只是一個壞警察濫施暴力的案件——警察在毆打趙燕時其實并不了解她是哪國人，“美國警察欺負中國人”之說無從談起。而許多中國網民卻將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個有關民族尊嚴的政治事件。

　　稍加注意就可發現，在我們身邊，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不斷在蔓延。在這種情緒的左右下，中國人在對外交往的時候所經歷的風波、沖突、挫折，往往在最后被歸結為“民族尊嚴”問題。

　　在今年“9·18事件”紀念日當天，記者打開國內某網站，上面赫然刊登著一篇“國恥日勿忘國足恥辱歷史”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在‘9·18’這個特殊敏感的日子，自然會引起國人的回憶，國家與民族曾經遭受的恥辱已經受到廣大人民的關注，作為全世界最大的體育項目——足球，我們所蒙受的恥辱也不輕……”

　　文章作者將中國在一個體育項目上所經歷的挫折，歸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尊嚴問題，并將其等同于當年日軍發動“9·18”事件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甚至為這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找到了關聯——“恥辱”。這段文字所體現出來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是如此的淋漓盡致。

　　受害者心態

　　中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核心是一種受害者心態，而這種心態的產生源自中國近代史上所遭到的喪權辱國的嚴重的挫折感。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在《淺析中國民族主義:歷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中說：“要理解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僅僅認識中國的過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國人自己是如何敘述他們民族的過去。”他認為，與希望結束“屈辱”的歷史相矛盾的是，許多中國人重新揭開了多年前的傷疤。對于許多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這次對歷史創傷的痛苦回顧，是用“受害式”的語言來表述的。

　　在其著作《中國的不安全感：屈辱，解脫，民族主義》中，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國際政治學副教授威廉·卡拉汗也提到了類似的看法。他指出，從中國的書店中充斥的一些歷史書籍的名字，如《近代中國百年國恥地圖集》《國恥錄：中華百年圖集》等等，便可領略到中國人對近代史的態度與看法。

　　的確，對于中國人而言，整一個近代史就是一個“恥辱的世紀”——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的槍炮打開了中國緊閉多年的大門，腐朽無能的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北平，火燒圓明園；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進一步加速了半殖民地化進程；1900年，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隨后入侵中國；1931年，9·18事變爆發，日本入侵中國;1937年，日軍攻打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整整一個世紀的落后挨打，在中國人的心口留下了一個難以愈合的傷口。新中國成立后，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洗刷我們的祖先們曾經受到過的屈辱。走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中國人應當為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巨大改變感到自豪、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自信的時候，那種難以釋懷的屈辱感仍然讓一些人敏感好斗。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的歷史系教授奧維利·希爾認為，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記憶，使當今的中國人仍然對外界充滿高度疑心和戒心。一旦出現沖突與問題，就容易把原因歸罪于外界。在其文章《中國的受害者情結》中，希爾寫道：“一方面，中國的經濟革命幫助它成為世界上充滿自信的貿易動力，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全球權力經紀人，甚至是給人安慰的軍事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國仍然受困于過去屈辱的歷史和深藏人們心底的受害者情結。”

　　無論是趙燕事件引起的強烈反應，還是在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中日決賽上中國觀眾的過激行為，實際上都是隱藏的受害者心態的瞬間爆發所致。

　　去年，在中國慶祝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媒體上更多是對8年抗戰期間中國人民所承受苦難與屈辱的描述與悲情，對于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光輝與榮耀卻缺乏歡呼與喝彩。一些文章讀完后，你甚至不覺得中國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而僅僅是日本軍國主義鐵蹄之下的一只羔羊。

　　誠然，日本軍國主義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當今的一些日本政治家仍然不能正確地面對歷史問題。但是，這不應該影響我們對自己身份的定位——中國人曾經是受害者，但中國人通過自強不息的奮斗擺脫了這個身份，我們更是一個勝利者，我們有理由感到光榮與驕傲。

　　中日關系問題不僅是歷史的糾葛，也是現實利益的碰撞。帶著過多對歷史的悲情，無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在心理學上，如果一個人擺脫不了受害者心態，就無法站在客觀理性的立場上看待問題，更無法有效地解決與別人的沖突。作為一個國家也是這樣。

　　走向溫和與理性

　　“即使是愛國，用不理智的方式表達也是可怕的。”一名攝影記者這樣對筆者說。2005年4月9日，在日本出臺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后，北京一些學生自發組織游行示威活動，當時，這位攝影記者跟著游行隊伍從中關村一路走到了建國門的日本駐華使館。

　　“那次游行挺有秩序的，即使后來有人向使館扔雞蛋，我都認為情有可原。不過，兩天后我去上海，在一次示威中我看到幾個小孩沖進一家店狠砸，店里的柜臺和櫥窗被砸得稀巴爛，我就開始覺得，這種行為其實就和匪徒差不多了。”這位記者回憶說。

　　在2005年這場涉日游行中，“愛國無罪”“反日就是愛國”成為了一些示威者的標語。一些所謂的“憤青”認為，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任何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為，似乎都應得到原宥。事實上，這只不過是掛著羊頭賣狗肉，用“愛國主義”的外殼，對極端民主主義情緒做了一番華麗的包裝。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人是地球村的一員，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沖突與挫折，只是世界發展進程中的一部分。因為歷史情結而感情用事，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們牢記歷史，但不應深陷于歷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一個成熟的、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對歷史問題保有溫和與理性，對現實積極而勇于進取。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婉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