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對于生在70年代的知識分子而言，魯迅不再是偶像，甚至不是偶像的黃昏。想到他，已經覺得遙遠。晦澀難懂的課文，不過是學生時代的折磨。只有網絡上“拍磚”時候的激烈語言，才引起對他的微茫記憶

　　梁文道——在香港文化界，36 歲的梁文道被稱為“教父”。他喜穿黑衣黑褲，永遠的一頭板寸。在香港，他的聲名遠比在內地大得多。他做主持、辦社團、寫專欄、開書院，無所不及。

　　年輕時的梁文道更是恃才傲物，言語表達激烈而猛烈。在香港大學哲學系就讀期間，他在政治集會上“除褲抗議”，在學界一脫成名。

　　翻開梁文道的新書《弱水三千》，扉頁上有這么一段話：眾多角色中，始終有一條“脊骨”貫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語言接近知識與群眾，做個街坊學者。

　　至今，梁文道仍有著許多舊時文人的習性，比如，用格子紙給報社寫專欄，收藏書籍，研究食譜，用煙斗抽煙或是自制卷煙等。他兩大“怪癖”盡人皆知，一是不吃麥當勞，二是不穿耐克鞋。梁文道的回答是，這僅僅是道德選擇，與時代無關。

　　16歲以前，我在臺灣，那時魯迅是個禁忌。臺灣對所有留在大陸的作家都叫“留匪作家”，包括錢鐘書、沈從文，更何況是魯迅。課本上會提到魯迅，但總有個“同情共產黨”的政治標簽作為后綴。

　　我從小是讀著胡適、林語堂、梁實秋、朱自清長大的。想看魯迅完全是出于反叛——不讓看的，一定是好東西。偷偷讀，要通過香港，每年暑假去香港，我總是想辦法夾帶些禁書回臺。15歲的時候，終于讀到了《狂人日記》，當時激動得要命，覺得自己看到了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遇到了真正值得崇拜的作家。臺灣當紅的白先勇、朱自清，比起這樣鋒利的東西，真是太軟綿綿了。

　　16歲，我從臺灣到了香港，開始拼命看魯迅，能看多少就看多少。本來就在反叛的年齡，再加上覺得國民黨騙人，所以就越發接受魯迅。

　　當我把錢鐘書，沈從文，茅盾都看了之后，終于在香港拼湊出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又或者是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我平和下來，覺得兩邊都有問題，也看到了兩條路徑，如果一條路是魯迅，另一條路就是胡適。在香港，他們都沒有政治標簽，這是兩條平行的路，在論戰中并進，無所謂褒貶。

　　說來也怪，當年臺灣捧胡適的時候，我覺得他沉悶。但是最近幾年，反思起來，自己其實反轉過來了。我還是偏向胡適，喜歡他寫文章和做事的風格。

　　雖然我不同意他的政見，但我跟別人打交道、探討問題的時候，經常采取他的方法，胡適是個溫和的人，他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寬容。

　　我既然認同胡適的思考方法，就不會非此即彼，在知識分子的路徑選擇上，胡適和魯迅我一個也不追隨。

　　魯迅和胡適，都沒有脫出“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框架，他們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先導和啟蒙者，是“脊梁”，是“良心”。但是，我更贊同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的說法，知識分子應該是“有機的”，要在社會的不同角度切入。視知識分子為真理化身的理想早過時了。

　　胡適和魯迅，先接受誰，會產生一個很奇妙的結果。

　　臺灣解禁后，魯迅熱過一陣子，但是很快就過去了。魯迅曾經代表了對國民黨的反抗，解禁以后，這個意味一消失，魯迅也就過氣了。

　　但是在大陸，到處都是偽劣版的魯迅。

　　魯迅對現代中國人的影響，有點像西方哲學史看康德的一句話：“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繞不開他”。

　　即使是80后的作家，聲稱不知道魯迅，但也脫不了他的影響，他們活在這個語境里，不看魯迅但是看陳丹青，看和魯迅一脈相承的東西。

　　不能否認，大家都受到魯迅的文風的影響，而那種文風，并不僅是修辭的問題，而是看待事情、邏輯推理的方法。很多大陸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批評家，一到了火氣要出來的時候，魯迅就來了。魯迅那戰斗性的，非黑即白的格調，二元對立的東西就出來了。這，可能就是魯迅文風的負面效果。

　　我認為，重新閱讀魯迅會是個解毒劑，過去太偏頗地看魯迅其實是中毒了。現在要解毒，就不能隔著時代看他，而要把他看成是一個繼續發揮作用的人，看成活在我們的思考方式里，活在我們血液里的魯迅，這樣的檢討才能徹底走出陰影。

　　魯迅是誰固然重要，但把魯迅對我們的影響史清理出來，更重要。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