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公車對公務影響有多大？

　　李創(化名)是某駐京大型國企(正部級)車隊的司機，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最早聽到的消息是來自國務院。要求我們按照50%、北京市下屬單位按照80%的比例封存公務用車。封存車輛的車牌照都會上報北京市交管局，一旦誰違犯規定上了街，會對其采取相應處罰。據說這回中央駐京單位里，被抓住的一共有40輛。”

　　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副局長段里仁介紹，在白天北京市三環內路面交通量中，40%為出租車，公交車占不到5%，摩托車1%多一些，剩下的50%多是小汽車，而其中公車大約占了15%～20%。并且，北京公務用車的一大出行特點是在上、下班高峰時段上路。

　　“在眾多方面，對于公車的控制是最容易的，同時也將是極其見效的。因此政府把對于它的限制，作為了‘中非論壇’期間交通治理的開頭炮。” 段里仁總結道。

　　北京市委黨校后勤服務中心主任程錦陽介紹，該校在“中非論壇”期間的公務用車出行基本取消，37部公車，封存率達到82%。余下承擔公務的車輛就是接送老師的班車、財務用車、外事用車以及一位校領導的用車，這樣使得原有二三十次/天的出車次數降為了兩三次/天。李創所在的車隊也有30輛公車，“中非論壇”期間有10輛繼續使用，分別提供給了總經理以及6位副總，剩下3輛作為緊急公務用車。

　　另據報道，北京市環保局有公車138輛，封存111輛，除執法和應急車外，只有5輛公車未被封存；北京現代汽車集團除了封存80%的公車以外，還主動做員工工作，封存了半數私車，專門租用大轎車用于接送員工。

　　而北京市委、市政府機關大院備案的264輛公務用車被壓縮到了50輛左右。機關出臺措施：“如果同一個會議、同一個地區需要市委、市政府都去人的話，兩家車管部門協調后，下一個派車單，出一輛車，機關人員合乘外出。”

　　程錦陽說：“這一次的嘗試，我們的工作實際上一點沒有受影響。當然，如果說不便肯定還是有一些，因為出租車票要經過上級領導和車隊領導的簽字才能夠報銷。但如果從辦事效率上來講，我覺得一點沒有受到影響。因為路不堵了。”

　　“我們一個領導去辦事，本來按照常規提前了30分鐘出發，但由于交通狀況非常好，結果只用了20分鐘就到了。”李創對此也有同感。

　　鄭也夫是北京大學社會系的教授，同時也是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他認為，通過簡單的行政命令封存公車，僅僅只能解一時之困，關鍵還在于如何把它制度化。

　　在國外，歷來不主張乘坐公車上下班，一般均是采用乘坐出租車或公交車的辦法。段里仁記得28年前自己第一次出國考察時，一家英國著名的大公司只找了幾輛出租車來接他和他的同伴，大家感覺很奇怪，等到了那里才得知，原來公司里只有董事長和總經理才有公車。

　　很多國家和地區對于公車的限制是比較成功的。在香港，對公車采取了嚴格的控制。17年來，公車始終保持在2000輛，而沒有增加過1輛。在新加坡，公車如果要進入方圓62平方公里的中心區，要收取比私家車多1倍的費用。

　　在德國，聯邦政府的公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租賃來的，就連接待來訪外國元首用的奔馳600也是如此。在博茨瓦納，每逢星期六、日，公路上只有民用車行駛。這是由于該國嚴格實行只準在工作時間因公務需要才能使用公車的規定。

　　鄭也夫指出，要想真正削減公車的數量，需要從整體上厘清關系。公車應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即正部級干部配專車，副部級干部不配專車但保證工作用車、上下班派小轎車，司局級干部因工作需要可供車。并且，應當制定一個比較詳盡的規章制度，對于其他工作人員的公務出行，政府可以通過實報實銷或發放個人交通費的形式來予以補貼。這樣，政府就不需要儲備這么多的車，并且把更多的空間留給了市場。

　　“當然，政府一定要嚴格地執行，如果連個科級干部出行也要使用公車的話，我們的公車數量當然會居高不下。”鄭也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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