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太窮和太富，都不太妙。”美國作家福克納絕對想不到，自己無意間的一句感慨，若干年后，竟然變成中國作家在生存狀態方面的真實寫照。

　　“文丐”和“文豪”

　　寒風之中，衣衫單薄的黃輝腿有點發抖。

　　這是11月14日，記者見到他時的感受，一副被生活所迫的窘態。中午吃飯時，記者點了四個菜，其中三個葷菜，對此黃頗為感慨，說自己很久沒有“過如此奢侈的生活”。

　　此前不久，這位湖南作家主動向媒體爆料，自稱因生活所迫，愿意被富婆包養。當時，先鋒作家洪峰上街乞討的各種討論，正鬧得沸沸揚揚，有網友甚至稱之為“文丐”。

　　作家爆出的生存“危機”，從側面也反映頗多現實問題。而與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正通過文藝作品，躋身“富人”行列。比如80后作家韓寒、郭敬明、新晉作家易中天，也有老牌作家二月河、鄭淵潔等。

　　鄭淵潔也是同時代作家中最早走上“產業化”之路的。

　　目前，他飼養了幾條德國牧羊犬，為了不妨礙他人，特地在京郊一個山青水秀的風景區蓋了一座房子。

　　據了解，鄭淵潔也是較早擁有私家車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輛車上牌照時，北京私家車總量不超過100輛。

　　喜歡賽車的80后作家韓寒卻是后來居上，目前坐駕已經換到第N輛——三年前他就說過，“我比賽用的車子是三菱五代EVO5。平時開的奧迪A6，大概是我的第五、六輛車的樣子。”這對于“要飯”和“賣身”作家來說，無疑是一個遙遠而奢侈的夢想。

　　而蘇童、易中天等人的天價版稅，同樣是很多作家可望不可及的。

　　面對中國作家在生存方面的兩極分化，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表示，“現在有些大紅大紫的作家在80年代時，其實也蠻艱苦。他們沉淀很久也未必有一次出書的機會。比之從前，目前作家們的整體處境已經有很大改善。”謝有順再三強調，像易中天、余秋雨等人作品的暢銷，只是個案而已。“他們的走紅，有很多的社會因素。普通的寫作者如果把他們作為標桿，那就太累啦。”

　　“國外很少有人在還沒有多大成就的時候，就專事寫作。大多數作家都是有正式工作的，寫作不過是他們的一種個人愛好。中國比較特殊，因為有一個職業的供養制度。”謝有順的普通話略帶廣東話的腔調，聽上去別有一番風味。

　　“但供養的和暢銷的畢竟是少數人嘛。”謝有順覺得，寫作者最好還是把生活和寫作做一個簡單的區分。到自己能維持現有生活的時候，再專事寫作比較好。

　　一部書稿百萬元

　　在目前的暢銷書機制下，也有作家靠自己扎實的文學功底后來居上。

　　兩年的時間，長篇小說《狼圖騰》賣了200萬冊，以其10%版稅計算收入令不少作家同行“驚羨”。該書海外版權又賣給了企鵝出版集團。作者姜戎再得到預付10萬美元版稅。靠這一本書，作者可以過上比較舒適的生活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這么幸運，靠一部小說就能脫貧致富。據了解，目前國內絕大多數作家的作品，超過3萬冊可以稱暢銷。印數超過十萬的寥若晨星，上百萬的更是屈指可數。有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即使著作有幸出版，銷量也極其有限。很多專業作家靠作協有關部門養著每月領取1千元左右的生活津貼，其余靠稿酬維持生存，大多數依然處在清貧的狀態。

　　另一種生存

　　作家中也有另外的生存方式，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丁天，第一部書是春風文藝出版的，很久都沒有拿到稿費，目前和北京作協簽約，月薪一千。因為不用考慮住房問題，再加上一些稿費，不算多，也不算少。丁天沒有想過自己的生活還會有多大的變化。他說，“估計可能就是這樣了。我希望把小說當成手工藝追求，比如像古龍那樣的作家。其實我也很浮躁，也希望書能多賣點，考慮著怎么樣能投讀者所好——好多小說的技巧就是由此產生，這不丟人。”

　　作家石康2000年出了暢銷書《晃晃悠悠》，不過他也認為靠寫小說維生不易。他業余時間會接一些活，比如編寫馮小剛的《大腕》，當時獲酬是5萬元。石康的生活邏輯是，有錢了就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放下一切包袱寫小說，“窮瘋了再去寫劇本”。對他來說，寫小說是一個虧本的“買賣”。

　　當寫作無法解決生存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部主任孫順臨的建議無疑是具有啟示意義和參考價值的：“寫作不一定要當專職作家啊，先找一個工作解決吃飯問題，這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家并不是專業作家，也不一定要專業作家才能寫出來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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