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到安全套引起爭議，這回是鄭州。

　　媒體報道說，鄭州市娛樂場所百分之百安全套擺放計劃“引發爭議”、“艱難進行”。我不記得這是幾多回聽說娛樂場所擺放安全套引起爭議，也不知道今后還會碰到幾多回。

　　娛樂場所擺放安全套，我知道的最嚴重后果是，幾年前有一家報道衛生部門將推行這一做法的媒體被公安部門嚴厲指責，又因這指責而成為“違反宣傳紀律”的一個大錯誤。

　　今年最大的一次風波，是哈爾濱市預防艾滋病計劃培訓了一些小姐。這次沒有什么部門出來嚴厲指責，但輿論上遭遇的口水之多卻是空前的。

　　實話說，每次看到這些“爭議”，我都會恍恍忽忽，不知生活在怎樣的年代。我恍忽記得，最初有的國家認為艾滋病患者是咎由自取，“病了活該”；有的國家認為“我們優秀的生活方式就是天然的艾滋病免疫藥”；但很不幸，“活該的人”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已經占到總人口的半數左右，篤信“優秀生活方式”可以達到免疫效果的地方疫情在迅猛發展。

　　在古代社會，傳染病往往被貼上道德標簽。今天，我們這片土地上仍然沒有對性傳播疾病給予道德上的赦免。是的，既然染病者是“壞人”，是受了“西方腐朽墮落生活方式的影響”，是“道德敗壞”的報應，那么“打擊”又有何不可呢？而疾病傳播的事實告訴我們，即使這種“不道德的疾病”也更多地眷顧生活在底層的人們，而并沒有在社會各階層呈現“機會均等”的狀態。在世界上，大面積艾滋病感染的國家也在非洲，而不是“生活方式腐朽墮落”的西方。

　　艾滋病是如此可怕，當一個非感染者想到感染的可能性時，腦子里將會出現一幅絕望的場景。這種絕望擴大成為社會認知時，人們能夠描摹的只是嚴重的經濟后果：“發展成果毀于一旦”，“GDP將降低多少個百分點”，“勞動力缺乏”，“社會醫療負擔不堪承受”。也許這都是真的，但社會防治一種疾病僅僅是因為經濟的考慮，而非人的健康權的實現；僅僅是為著“打擊道德敗壞行為”，而不是為了使人們盡可能遠離病痛嗎？

　　如果沒有吸毒和淫亂，艾滋病會少很多。但在中國，艾滋病感染者中不少是賣血和接受輸血者。就算吸毒和淫亂行為，難道我們就可以說如果你要這樣，那么感染也是活該嗎？人們可以潔身自好，也應當潔身自好(盡管這也并非絕對沒有機會感染)，賣淫嫖娼行為也應當受到打擊，但不能認為為了良好的風氣或者“優良生活方式”的建成，寧可在這樣的行為發生之時不去降低感染的可能性。

　　當我們說到不良生活方式或非道德行為時，也許并沒有對應任何一個具體的人，但娼妓和嫖客也有獲得免疫的權利。對賣淫嫖娼的打擊，不包括剝奪任何一個人的疾病免疫資格，“讓他們得病”并非法律的懲罰，也不是一個人道社會應有的態度。“一邊打擊賣淫嫖娼，一邊培訓小姐使用安全套”；“一邊掃黃，一邊在娛樂場所擺放安全套”，有什么不正常的呢？打擊是執行現行的法律，而讓他們盡量免除疾病的痛苦是文明社會的必需。

　　一個文明的、人道的社會，該怎樣展現公正，伸張人的權利？人的權利不是“好人”的專屬品，對疾病的防治、對病人的同情應排除“染病的道德原因”。

　　來源：瀟湘晨報 作者：劉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