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

　　回收的轉機起始于十六大。

　　此前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雖然在報告中都提到了司法改革,但在十六大,這一提法被精進到了“司法體制改革”。學界和司法實務界都頗受鼓舞。

　　2003年5月8日,中央司法體制改革小組成立,表明十六大的提法不僅僅是一句口號。隨后,到2004年年初,“兩高”“兩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都向中央遞交了各自的體制改革報告。中央在一段時期后做出批復,排在第一位的改革就是死刑復核權的回收。

　　當時,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也在起草制定中,主張回收的意見是:回收于法理有據,不回收于法理無據。如果回收,對中國的法治形象、人權保護形象將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

　　以肖揚為首的最高法領導采納了主張回收的意見,并將這些意見反映給了中央。后來最高法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報告的提交與中央的一系列施政方針相吻合,“近年來黨中央大力推行科學發展觀，執政為民、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執政理念深入人心。“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中國已經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家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與發展，對刑事審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全面落實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關于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的規定，也就提上了日程”。

　　在獲得中央明確的肯定意見后,死刑復核回收被寫進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至此,死刑復核回收已是箭在弦上。

　　在回收大局已定的局面下,以何種方式回收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學界起初的意見是：設立大區法院。同時,大區法院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

　　但是,“大區法院畢竟增加了一個級別,與近年來權力向上集中的趨勢有所不同”。法律界的一位人士說。

　　調研過程中,肖揚將高銘暄請到辦公室當面咨詢。高明確回答:增設刑事審判庭的辦法更為直接有效。

　　在前述最高法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最高法申請增加3個刑庭,加上原來的兩個刑庭,共5個刑庭負責死刑復核。其中,有一個庭繼續負責經濟犯罪死刑的復核,其他4個刑庭分別分管其他死刑案件的復核工作。

　　針對10年前開始的爭議中,涉及的最高法人員匱乏的局面,此番動用了兩年的時間進行組織上的準備。首先,增配了兩名分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兩名專司刑事審判工作的專職審判委員會委員;其次,分兩期培訓了全國高、中級法院院長、副院長和刑庭庭長600余人;第三,從各地分三批選調優秀刑事審判干部,從各高校新招錄了一批本科、碩士、博士研究生。目前,這些人已經陸續上崗。

　　2005年底,最高法下發通知,要求7月1日起，各地關于死刑二審案件必須全部開庭審理。而在這之前,80%的死刑二審案件沒有開庭,廣受詬病。“本來,死刑復核權的下放在事實上導致了死刑二審和復核程序合二為一,程序上已經不夠嚴密,如果案件再不開庭,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影響。”高銘暄說。

　　在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就緒之后,2006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人民法院組織法》,將死刑復核下放的最后法理依據廢止。至此,死刑復核回收進入到了最后的程序修訂階段。

　　最高法明確向本刊表示:死刑復核程序不是審判程序,而是救濟程序。因此,復核死刑案件是對原審裁判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符合訴訟程序的書面審理，依法合議庭由3名法官組成。“原則上必須提訊被告人”，最高法副院長姜興長語。被告人委托的辯護人提出辯護意見的,承辦法官應當聽取,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諉。對下級人民法院有關法律適用問題的請示,依據法律認真研究答復,并形成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例。

　　另外,最高法還在抓緊研究制定故意殺人、搶劫、毒品、故意傷害等案件適用死刑的指導意見,為全國高、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案件提供指導。目前,最高法已經出臺初步的指導意見,“正式意見還要等死刑復核權回收之后通過一段時間的調研才能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楊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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