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5歲的李繼東靠開修理廠、代理牛奶已經積攢下百萬家產，在思茅成了小有名氣的年輕老板。第二年，他又開了家水泥預制板廠，專門承包人行道鋪設工程。

　　他享受著生活，四處旅游，北京去了四次，他最喜歡北京，他覺得那的“霸氣”讓他著迷。他還喜歡吃吃喝喝，可以早上坐飛機到昆明，只為吃頓午飯，下午再飛回思茅。

　　2002年的一天，好朋友戒毒所所長楊明翔給他介紹了一項工程，鋪設戒毒所地磚，李繼東有了一批特殊雇工——47個戒毒者。

　　從此，他要開始兌現他乞求“醫生、上天、莫名其妙的主”時許下的諾言——救很多人的命。

　　重生與破產

　　工程完工后，“孫悟空”和其他35個人主動留在了李繼東的工廠，李繼東帶著這35名吸毒人員做了艾滋病毒感染檢測，結果有26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沒有感染的當天全部走了。他們有的痛哭，有的喝酒，有些不想活了，有些說想報復別人。

　　李繼東沒有和家人商量，就收留了這二十多名和自己素不相識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們回到社會上，肯定要感染更多人。而且和他們處了一段時間也有感情了，把他們推走我做不來。當時我有一百多萬，有車有房，能有的基本都有了，覺得靠其它廠賺錢，養活這些人應該沒問題。”

　　“孫悟空”正是在那次檢測中發現感染了艾滋病毒，他還不知道那是什么病，聽說是絕癥后，他決定留在李繼東的工廠，因為回家后他知道自己肯定還要吸毒，遲早還要被送進戒毒所，而工廠比戒毒所自由多了。

　　在云南，吸毒與艾滋病是一對“孿生子”，有超過70%的艾滋病病毒是由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而傳播的。

　　一個月內，重生工廠收留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到了80人，那里不僅吃住免費，而且還很“自由”，這對那些生活在低層，遭人歧視，被毒品折磨的人來說，很有吸引力。

　　重生工廠也以超過李繼東設想的速度，跌進了破產困境。

　　2003年，重生工廠參加公開投標承包了兩萬米的人行道水泥地磚工程，“孫悟空”和其他學員每天就住在馬路上。工程結束，賺了30萬元，可這也成了他們最后一個工程。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李繼東的工人都是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攜帶者，他的牛奶公司先倒閉了，因為大家擔心牛奶里有毒，接著汽修廠也關門了，那些跟著李繼東一起創業的老員工紛紛辭職。

　　一年后，重生廠陷入絕境。雖然廠里養了100多頭豬，還有幾畝魚塘，但不夠179名工人每月5萬元的開銷。

　　工廠的鐵門拆掉稱斤按廢鐵賣了502元，買回150公斤大米，三天后米吃完了，下午2點大家還沒吃早飯，把備用輪胎當了300元。除夕夜，學員們殺豬備飯，李繼東躺在床上想了4個小時:“走？還是不走？”

　　幾天后，他把車賣了，還偷了兒子的存折，上面存著兒子的壓歲錢。

　　“一天，東哥帶著我和其他四個人去他家，他把衣柜拉開，讓我們挨件翻，找兜里的零錢。”“孫悟空”他們翻開每個口袋，找到了三十幾元，然后到市場上買了一斤肉，十幾斤白菜。

　　2004年的新年，重生工廠命懸一線。“實在撐不下去了。”李繼東默默無聞地干了兩年后，不得不重新定位，“一定要有更多人來幫忙”。

　　自由與管制

　　“恐龍”是其他學員給他取的綽號，因為他不僅注射海洛因，還吸食冰毒，每次吸完冰毒的幻覺讓他發瘋。

　　一個池塘在他眼里是片大海，他脫掉衣服縱身跳進去游泳；照鏡子，他看見臉上爬滿小蟲，抓啊抓，清醒后臉上疤痕累累；他連續十個小時用針扎自己的手，要把一根根刺從手掌里挑出來，現在他的雙手仍然遺留著十幾個小黑點。

　　2003年“恐龍”來到重生工廠，正是廠子最困難的時候。

　　住在破草房，每頓飯一個菜，每個人也只有一套迷彩服，“恐龍”還是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如果沒進來，早就死了。”一次他高燒持續不退，他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

　　“既然他們都來了，我怎么可能還把他們趕走？”瀕臨破產的李繼東開始找媒體，請他們報道他的工廠，找官員，反映他的困難。

　　思茅市政府很快就做出反應。

　　一名副市長給107名學員辦理了低保，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費。2005年，新市長召開辦公會，準備撥600萬元扶持重生工廠，并劃了一座銅礦免費開采。隨后，又規定重生工廠的學員到醫院看病由政府全部買單，這為李繼東每年節約了30多萬元。

　　媒體的拜訪也紛沓而至，在“2005年度十大民間禁毒人士”評選活動中，李繼東以15萬票當選。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到重生廠視察時說，如果有更多的像李繼東這樣的人，就能徹底改變云南毒品蔓延的勢頭。一名網友則留言，他說看到了人性的光輝。

　　關于重生工廠的辯論也越來越多。有人認為艾滋病感染者應該像普通人那樣，過自由的生活。李繼東說，就是要把他們關起來，因為他認識的艾滋病毒攜帶者都曾有報復社會的念頭。“就是要控制他們，發現誰復吸、故意傳播艾滋病，我立即報告公安把他們抓起來。”那些質疑的人也許忽視了一個關鍵:留在重生工廠的人其實是自愿的。

　　“老鬼”拖著腿走過來，才40歲，上頜就只剩下了2顆門牙。“老鬼”曾經是個毒販子，至少被抓過6次。坐在家里的床上，用刀片把海洛因刮下來，包成小包，從窗口扔出去，就有錢從外面扔進來，大床上堆滿了錢。她家的地板上到處扔著注射器，穿拖鞋根本進不去。

　　“2個月掙了十萬元。”那還是上世紀80年代，“老鬼”就是富翁了。2005年“老鬼”最后一次從監獄出來，身體徹底垮了，不僅感染了HIV，風濕、肺結核也折磨著她。縣城醫院給她下病危通知書的當天，朋友把她送到了重生工廠。

　　工廠里規定，每天7點起床，吃完早點跑步，之后自由活動，或者打掃衛生，午休后自由活動，晚飯和午餐一樣兩菜一湯，吃過飯可以打牌、唱K、看電視、打臺球或者干任何自己喜歡的事情。硬性的規定只有三條:不準吸毒，不準性亂，外出必須5人同行，互相監督。

　　習慣揮金如土的“老鬼”根本看不上工廠里的條件，她從不抽李繼東買給學員們的三塊錢一包的“小紅河”，只抽自己買的煙。病好后“老鬼”就走了，幾個月后，她又回來了。在重生工廠，除了不得不面對艾滋病毒，生活幾乎沒有任何壓力，而且規律生活對身體的好處顯而易見，何況那里還有那么多與自己同病相憐的朋友。

　　簡單生活和溫情脈脈的社區才是留住他們的原因。

　　“以前滿腦子錢，人生過了半輩子，才知道應該好好活幾年，瀟瀟灑灑玩幾年。”“老鬼”在重生工廠認識了新男朋友，住進了夫妻間，“準備在這里養老了，回去孤孤單單的，這里人對我還是好呢”。

　　得到幫助的重生工廠渡過了難關，李繼東卻覺得，自己距離目標并沒有更近一些，“和全國那么多感染者相比，我的努力不過是滄海一粟，比我有錢、有能力、有愛心的人太多了，應該有更多人來干”。

　　他使勁揮動著手:“如果讓我干一輩子，我立馬跳河算了。”

　　來源: 南方都市報 作者: 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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