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是昆明藝術職業學院的學生，每天排練舞蹈、學習文化課。入學4個多月后，福建泉州中藝演藝公司到學校相中了8名女生，小紅是其中之一。得到班主任的肯定答復后，她們開始了半工半讀的“實習”生活。她們被送進夜總會和迪吧“上班”，被強迫喝酒，被要求出臺，甚至被逼吸白粉吃搖頭丸。(2月28日《生活新報》)藝校女生淪為陪酒女郎——此類新聞，近年來屢屢為媒體所披露。比如去年11月22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在“實習”的幌子下，桂林市舞蹈中等職業學校將22名未成年女生送進杭州的一些娛樂場所當陪酒員。她們被要求“打扮得成熟點”陪客人喝酒，因此常被灌醉，甚至被客人摸胸……

　　很顯然，一些藝校女生已無形中淪為校方斂財的“工具”。女生們的“陪酒”所得中，有很大一部分“收入”進了學校的腰包。

　　“藝校生當陪酒女”，這樣慘痛和惋惜的花季人生遭遇，傳遞出值得我們警惕的信息：當前一些校園已經成了愛錢的名利場。在經濟大潮的席卷之下，一些教育機構也不再堅守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準則，也一樣淪落為愛錢的凡夫俗子。同時，還發出了沉重的拷問：該校一批批女生走進娛樂場所“演出”，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監管責任能推卸得了嗎？

　　教育逐利，并非僅僅因為教育精神和教育道德的基石遭遇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們缺乏有力的制度來阻擊教育精神的顛覆，與教育監管的缺位息息相關，也正是權力的不作為催生了教育斂財的土壤。而淪為“陪酒女”的藝校女生，就成為教育瘋狂逐利和教育監管不作為的雙重“犧牲品”。(陳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