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7·16特大殺人案”，在輿論的一片爭議聲中了結，兇犯邱興華在未接受精神病鑒定的情況下被處以死刑。圍繞邱興華是否有精神病，或該不該為其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爭論，都隨著邱興華的死亡而失去焦點。

　　但類似的爭論并不會隨著邱興華的死亡而失去意義，但圍繞是否應該為其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爭論，注定將在中國司法制度的演進史上，產生重要的影響。近日，廣東佛山南海“滅門案”嫌犯黃文義的家屬對外透露，警方已邀請專家對黃文義進行了精神病學鑒定，家屬得到警方的鑒定結論通知為：“被鑒定人黃文義案發時，處于待分類的精神障礙疾病期，對此次危害行為評為限制責任能力。”對照要不要為邱興華進行精神病鑒定而發生的爭論，和邱興華案的最終結果，公眾很難不對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做復雜的猜想。

　　按照我國刑法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如果黃文義最終被鑒定為“限制責任能力”，則很有可能逃過一死。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機關在案件偵查階段邀請醫學專家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的精神病鑒定，是否符合刑法所要求的“經法定程序鑒定”尚難確定，其“限制責任能力”的結論，是否被檢察機關所接受，或是否在庭審過程中被法官所采信，也很難預料，一切都還要等待法庭的審判。可以預期的是，由于有這份鑒定的存在，庭審法官要求或同意對黃文義進行司法鑒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黃文義不太可能帶著未決的懸念死去。

　　但輿論的爭議卻不會就此止息，在《廣東佛山滅門案疑兇被鑒定為精神障礙疾病》的網絡新聞后面，已經跟有數百條留言，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參與對黃文義進行精神病鑒定的醫學專家的攻擊和詛咒。在相當程度上，專家們要求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呼吁，已經被直接視作為罪犯的開脫———鑒定了，就可能被確定為精神病，是精神病就可能不殺，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網上輿論的攻擊矛頭雖然指向專家們的呼吁，但其真正反對的目標，卻是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可以不負刑事責任的法律規定；一項看似圍繞程序而進行的爭論，指向的卻是如何界定和維護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實體。

　　應該承認，在有著深厚“殺人償命”甚至同態復仇傳統的中國，普及現代法治觀念，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現代法治秩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時候甚至會面對法理與民意的沖突。刺殺總統的狂人，因為精神病而免予刑事處罰，可以作為美國的一則案例而為中國人津津樂道，但同樣的事例出現在我們身邊，卻很可能被看作法律的扭曲或司法的荒誕。

　　但我們終究還是必須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身處一個日漸被“打通”的世界，對法治、人權觀念的尊重，是最重要的轉變之一。以拒絕司法鑒定的方式，回避對犯罪嫌疑人精神狀態的追問，作為特殊情況下對民意的回應方式，只能是極特殊的個案，卻絕不能泛濫為普遍實行的“變通”，包括精神病人在內的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各項權利，必須依法得到嚴格的保護。

　　黃文義一案，公安部門進行的精神病鑒定，其法律效力雖尚待觀察，但其進步意義卻已經得到彰顯。曾經進行的爭論，并非無聊的口水之爭。(作者：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