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公司沒有號召，沒有要求的情況下，他們在壓力之下自發的選擇了加班，并以公司為家

　　寧靜說，我想跳槽，但我不敢。

　　作為深圳一家著名IT公司的員工，寧靜是幸運的。相比于同班同學，寧靜一畢業就得到了這份穩定工作，拿著比他們高出不少的薪水。

　　但讓寧靜感到有些不足的是，工作5年，他的生活都和在大學當中沒有太大區別。由于公司很大，在周邊設立了生活區，里面住的全是同齡人。生活區里的各項設施一應俱全，餐飲、影院、健身館、游泳池、KTV，甚至還有籃球場，在旁人看來，寧靜的生活安定又舒適。但寧靜不這樣看：上班是這些同事，娛樂是這些同事，甚至找女朋友，也都是這些同事的姐妹。

　　“沒有長大的感覺。”寧靜說，畢業5年，自己的心態和對社會的看法還和5年前差不多。

　　組織功能再回頭

　　對于寧靜來說，雖然工作在私企，但幾乎沒有多少要為自己生活操心的地方。因為很難有和外界接觸的機會，他的常態就是在宿舍和公司之間擺動。“先是覺得很舒心，再會有些厭倦，但后來根本離不開。”寧靜說。

　　聽到寧靜的經歷，在一家國有廠礦長大的李輝一臉羨慕之情。在李輝看來，寧靜現在過的生活就像是自己父輩們過去的日子一樣，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過著有規律的生活，不用為柴米油鹽操心，只要每天干好工廠里交待的任務就行。“我倒寧愿是這樣。”身處北京一家地產公司，幾乎沒有太多的保障，事事需要自己操心，李輝感覺工作、生活共同的壓力讓自己身心疲憊。

　　而在可銳職業顧問事業集團首席職業顧問卞秉彬看來，這樣并不相匹配的對比，正是中國企業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私人企業在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后，已經開始慢慢承擔起一部分過去國有企業才具備的社會組織功能。”卞秉彬說。

　　在上世紀50年代國有企業成為主導之后，企業員工的“生老病死”都會由企業來負責，而作為“國家主人”，企業員工被要求發揚“愛廠如家”的精神，努力為國家和企業創造財富。

　　但是隨著原有保障體制的解體，企業由“全都管”變成了“全不管”，尤其是改革早期發展起來的一些小型私企，不但勞動時間長，待遇低下，而且工作環境極為惡劣，這也造成了員工流動大、企業不穩定的問題。

　　這種弊端后來被很多企業主覺察，他們意識到，企業不僅僅只是員工用來謀生的場所，同時還是情感交流的場所，“生活化、家庭化”的企業文化被提倡，“相對于過去那種‘全不管’的景況，企業的社會組織功能被重新重視起來。”卞秉彬說。

　　但寧靜卻并不在意這樣的組織功能。在他看來，在這個小圈子里生活的太久，一切都有被趨同化的危險：思維模式一個樣，娛樂活動一個樣，就連買東西都會一模一樣。在這個圈子里，團購(團體購物)是最被推崇的一種購物方式，一次，為了一雙拖鞋，也有數十人組織了一次團購。“所有人都害怕與外界交往，擔心被騙。喜歡這種省時省力的方式，但節省下來的精力最后也都用到了工作中，自己的生活并沒有什么改變。”寧靜抱怨說。

　　底線壓力上的平衡

　　寧靜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種種跡象表明，像寧靜這樣的白領員工，盡管工作環境在一步步改善，但工作壓力和工作時長卻同樣在增加。

　　根據可銳職業顧問公司對2000名職業白領最新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有高達78%的人群都有過加班的經歷，而每周加班16～25個小時的人群占到了43%。極端化的天天都加班的人竟然有34%之多。

　　“職場正在進入一個以功利化為導向的時代。”卞秉彬評價說。在公司的迅速成長階段，由于缺乏持續性的完善規劃，迫使企業員工不得不以工作時間來彌補效率。與此同時，業績成為評判員工的惟一標準，也使得員工競爭壓力一步步加劇。

　　而為了緩和這種壓力，避免出現極端化的事例，多數企業會采取一定的措施。通常的做法有，改善辦公環境，創造出輕松愉悅的居家氛圍；將“以崗為家”的理念隱蔽在企業文化當中讓員工從內心中認同；給予員工略高于平均水準的工資，讓他們產生一定的優越感。這些措施都會消解員工的抵觸情緒。

　　根據可銳公司的調查，愿意加班的員工只有13%，但是為了加班而辭職的人只有4%，更有52%的人認可自己公司的加班環境。“將更多的時間放在公司，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此時，一杯咖啡，一次漲薪，就會緩解很大的壓力，或許會把一個員工從瀕臨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卞秉彬說。

　　這樣的感受李宇身有體會，她曾經與寧靜同處一個公司。在上班的第一天，上司發給她一張床墊。“以后你會用的著。”上司說。果然，進入公司之后，就是無休無止的加班生活，通宵工作也是常有之事。

　　她此時才發現，自己的床墊果然發揮很大作用。而當她幾度產生要辭職的念頭時，對比公司給予的待遇，卻是周邊企業中最好的。而上司也在有意無意間表示，能開出這樣的薪水，就是包含有加班的費用。每到此時，李宇剛剛鼓起的辭職勇氣又開始消解下去。

　　難熬的精英競爭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休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長期研究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問題。根據他的研究，我國城市居民時間分配的總體趨勢是工作時間減少，而休閑時間增加。在他的一項調查當中，我國城市居民每天的閑暇時間(平均為6小時6分)，與工作、個人生活必須、家務勞動這四類活動分別占總時間的21%、44%、10%和25%。從終生時間分配來看，工作時間僅占人生十分之一，生活必須時間占一半，閑暇時間占三分之一。

　　但是，不同的社會人群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各自的生活時間分配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從調查的結果看，以高學歷，高知識為代表的精英階層，工作時間不但沒有縮短，反而有加長的趨勢。“精英群體的競爭力來自知識資本，而知識資本消耗快儲備慢，不但要投入較多的時間一邊工作一邊充電，同時還要應對精英群體內部的競爭，工作時間自然會加長。”王琪延說。

　　與此同時，從社會大環境來看，在經濟發展速度高于6%，處于經濟高速成長期時，也會出現工作時長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而這個時段一般要持續15～20年。

　　由于長期在日本學習、任教，王琪延對日本1970～1980年代經濟高增長期出現的同類問題也比較關注。“在那段時期，日本的高知群體也同樣存在大量呆在辦公室、不愿回家的人的現象。而這樣的狀況直接導致了日本社會‘過勞死’案例的增多。”王琪延說。

　　根據統計，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社會每年都會有1萬多人猝死。1981年，日本公眾衛生學者上田鐵之丞和田尻俊一郎共同編寫了一本書，書名叫《過勞死》，指的是由日常工作中日積月累的勞累，引發的腦病疾患和心臟病疾患導致突然死亡的癥狀。

　　“過勞死”現象的增多不但造成日本社會的恐慌，甚至出現因“過勞死”引發的訴訟。自那時起，人們才開始真正重視“以公司為家”的危險性。多數公司開始硬性規定，必須按時下班。而隨著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的過去，以及各個公司加強了預防，“過勞死”的數量才慢慢減少下去，“這樣的教訓但愿能為中國公司所吸取。”王琪延總結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