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一代”進入婚育期 上有四老下有“獨二代”

　　本報記者 魯超國

　　作為計劃生育產物的“獨一代”，自誕生，就被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那時候其實我們都忙工作，城市里的9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幼兒園長大的，根本沒條件‘慣養’，現在的孩子才算‘慣養’。”“獨一代”王欣的母親張長文說。

　　王欣1983年出生，已經有了兒子牛牛，不到2歲，每周游泳一次，去一家幼教中心“上課”一次……這個家庭每個月為他支出費用三四千元。

　　進入婚育期的“獨一代”，當他們面臨“獨二代”時，面臨就業、養老等壓力時，內心感受又如何呢？

　　他們誕生的那個年代———

　　“黨讓干啥咱干啥，肯定沒錯”

　　53歲的張長文已經退休了，毫無疑問地承擔起照顧外孫的責任。

　　“牛牛，渴不渴啊，喝點東西。”張長文將奶瓶往孩子嘴里塞。牛牛專心玩著“挖掘機”，扭著頭躲閃著，最后干脆跑開了。

　　“慢點慢點。”張長文連忙起身跟上去。

　　這個情景發生在濟南正覺寺小區一棟居民樓家里，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臥室的窗臺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兒童玩具。

　　房子里還有一個“阿姨”———這戶人家請來的保姆，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幫著做家務，一個月工資1200元。

　　張長文1981年結婚，正是提倡“只生一個好”的年代。

　　她姊妹5個，“有兩個的都算少的”，父輩的普遍思想是“孩子越多越有福、越光榮”。

　　“到了1980年，突然嚴了。”那時候，墻上到處被刷上了“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種樹”、“少生優生 幸福一生”之類的標語。廣播里天天講“計劃生育是一項基本國策”。單位有了專職的計生工作人員，大會小會宣傳計生工作。

　　“那時候，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真是起了大作用了。眼可尖了，誰家媳婦的肚子大了，立馬知道。”老太太們還會移動小腳，健步如飛跑到各家各戶召集開會。

　　那時候張長文沒有做任何的思想斗爭，思想非常單純，“黨讓干啥咱干啥。肯定沒錯，肯定光榮。”

　　“也有超生的，城市的很少，一般是沒有公職的，農村可能多點。”在那個擺地攤都遭歧視的年代，“鐵飯碗”被看得很重，“超生”和“離婚”一樣丟人。

　　“結婚了之后還不能立馬要孩子，單位給你列上計劃，然后拿了娃娃票，才能生孩子。”張長文24歲結婚，26歲生下了女兒王欣。

　　在四合院里長大的童年———

　　“那時脖子里都掛著鑰匙”

　　張長文一共休了84天產假，然后就去上班了。

　　那時候大家對工作都有革命熱情，都想出成績，都想進步，誰也不想比誰差。王欣便由奶奶照看。

　　張長文當時在歷下區的機關單位上班，丈夫在街道辦上班。

　　每天8點上班早晨7點半出門，中午不回家，晚上5點半下班，6點多到家，然后給孩子喂奶，“白天一天吃的啥

　　我都不知道，那時候奶粉都很少見。”

　　王欣算是幸運的，有奶奶照看，因為她的叔叔早早接了老人的班。“那時候，爺爺奶奶輩的也就50多歲，都還沒退休，都上班，沒人看孩子。”

　　“絕大多數的家庭，都是休完產假后，直接將孩子送到托兒所。”

　　王欣上小學了，有一個院子里的發小是同班同學，他們一起上學放學，學校離家很近，走10多分鐘就到，“從來沒有家長接送的，不像現在家長能把學校門堵了。”

　　“那時候我們脖子里都掛著鑰匙，回家后先寫作業，寫完之后就跑到院子里玩。”在王欣記憶里，她的童年是輕松的，快樂的，不知道什么是孤獨。

　　上世紀80年代的濟南，很少有高樓大廈，大都是大街小巷四合院。

　　四合院里住的少則幾戶，多則幾十戶。

　　“你幫我看著孩子，我去把鍋坐上。”

　　“再幫我看會兒，我去炒個菜。”在院子里，隨便哪個鄰居，都可以幫著照看一會孩子，一個大人能看好幾個孩子。

　　院子里總是有玩的人，有時候院子里沒大人，年齡大點的孩子也可以照看年齡小的，也沒啥不放心的。

　　到了做飯的點兒，實在找不到人看孩子，就把孩子撂在床上，隨便給個玩的東西，然后就可以去忙了。

　　張長文以前住的四合院里有20多戶人家，“那時候真的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誰家包了水餃，都會先盛上幾碗給鄰居送去，誰家孩子大了，衣服小了，就送給小點的孩子穿。對于送來的衣服，無論新舊，沒有嫌棄的，不像現在。

　　被“慣養”的“獨二代”———

　　“寧愿看以前10個孩子，不愿意看現在一個”

　　王欣現在街道辦上班，老公在一家媒體上班，兩人工資加起來一個月大概8000元，但即使這樣，他們幾乎還是“月光族”。

　　“有了孩子后，我們這幾年沒打算攢錢。”王欣算了算花在牛牛身上的錢：請保姆每個月1200元；出生之后每個月游泳4次花200多元；每個月去早教中心上課，一節課126元；買衣服、營養品等等每個月至少也要七八百元……這樣一來，每個月一般要在牛牛身上花三四千元。

　　這些賬她以前都不敢細算，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有時都是父母花錢買。

　　牛牛想要什么東西，當姥姥的張長文都會給他買，盡量滿足他。

　　“我們那時候想疼愛孩子也沒條件。”在張長文記憶里，小時候幾乎沒怎么在王欣身上花錢。“那時候的孩子

　　也沒那么嬌氣，在地上摔跟頭很正常，經常灰頭土臉的，很少哭。”只要不流血，家長也都不會感覺心疼。

　　“我姥姥就說，寧愿看以前的10個孩子，也不愿意看現在的一個孩子。”王欣笑著說，然后逗牛牛：“小寶貝，你是不是很難纏啊？”

　　王欣和老公都是獨生子女，但他們不打算再要二胎，原因是：成本高，養不起；牽扯自己精力大，影響工作。

　　“四二一”下的壓力———

　　“老人健康是我們最大的福氣”

　　如果不是媽媽已經離休，王欣真的不知道牛牛應該由誰來照看。

　　王欣和老公的雙方父母都在濟南，典型的“四二一”家庭結構(四位老人兩名年輕夫婦一個孩子)。

　　除了王欣的母親張長文退休，其他三位老人還都沒有退休。

　　在牛牛出生前，張長文把家里收拾干凈后，就經常參加老年俱樂部的一些活動，和一幫老年人一起唱唱跳跳，沒有“空巢”的孤寂和空虛。

　　現在，王欣小兩口跟著張長文一起住。牛牛出生后，張長文就很少去參加俱樂部的活動了。

　　因為雙方父母都年輕，能幫他們分擔很多，“現在擔心的就是老人得病，那樣的話我既要照顧老人又要照顧孩子，會很累，所以老人健康是我們最大的福氣。”王欣說。

　　至于以后雙方父母上了年紀后，給他們小兩口帶來多大的養老壓力，王欣還沒有想那么遠。

　　比起一些也是“獨一代”的同事來，王欣覺得自己很幸運：四位老人都是有單位的人，退休了有退休金，看病可以報銷，家都在濟南，過年的時候也不用愁去男方家還是女方家里。

　　和王欣相比，梁穎則沒那么輕松，梁穎是工薪階層，雙方家里掏光老底各自為他們湊了5萬，他們自己攢了5萬，付了首付買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兩室一廳。

　　裝修時，梁穎父母來看房，興高采烈地“指導”了一番，然后又給了1萬元裝修費。裝修好后，梁穎的公公婆婆來看新房，兩個老人也很激動，“老了就有著落了。”

　　梁穎和老公對望，然后商量：“看來還得買一套。”可是，裝修時欠了一屁股債，每個月2000多元的房貸，然后加上生活費，兩人基本上也屬于“月光族”。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還是老人生病，現在一點積蓄都沒有，萬一哪一天急需用錢呢？”雖然有了房子，但是他們仍然心難安。

　　只有在這個問題上，“獨一代”才開始羨慕起那些有兄弟姐妹的非獨生子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