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成立以來處置了大量從國有商業銀行剝離的金融不良債權。但由于信息占有的不對稱性，出現了某些資產處置人員利用工作便利，與被處置企業人員合謀，通過不正當手段非法占有所拍賣金融不良債權，并最終獲取處置變現后巨額資產的嚴重違法行為。而對于這種行為該如何定性以及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長期以來在司法實踐上一直處在探索之中。江蘇省如東縣人民法院審理判決的南通市糧油公司不良債權處置貪污案，對懲戒此類經濟犯罪提供了很好的判例。

　　直擊全國首例不良債權貪污案

　　2006年7月，江蘇省南通市如東縣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南通市糧油公司不良債權處置貪污案。法院最終按照出資份額對2名涉案人非法占有的公共財產進行折算，一審判決兩名被告犯貪污罪，判處吉某有期徒刑6年，陳某有期徒刑8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各10萬元。兩被告非法所得被依法沒收，上繳國庫。陳某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06年9月，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法院對兩被告的判決，將兩人貪污所得贓款改判返還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這起不良債權貪污案的查處，是一個多方攜手合作、共同打擊新型犯罪的成功范例，在舉報人和審計、檢察人員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下，使得將目光瞄準國有企業債權、企圖鉆法律漏洞侵吞國有資產的不法分子得到嚴厲制裁。而被告人的最終獲罪也標志著我國司法實踐對以“債權”為侵犯對象的犯罪行為的懲治破冰。

　　2004年，審計署安排各特派辦對全國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全面審計。期間，接到群眾舉報，南通市糧油公司，一個資產總額賬面數為4000多萬元(包括擔保企業)的企業，在只有一名總經理陳某參與的情況下，于2002年8月，被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南通項目組打在一整體資產包中，經有關上級部門批準，最終在異地上海以361萬元的低價拍賣。審計署駐南京特派辦根據署領導批示，結合審計工作，對南通市糧油公司不良資產處置問題展開調查。

　　通過深入工作，審計人員不僅發現南通糧油公司同時以其他幾個公司的面目出現，并有幾套賬冊，幾塊牌子一套班子，存在轉移資產和設立賬外賬、“小金庫”等問題，同時還找到了揭開公司原總經理陳某犯罪事實的突破口，這就是購買資產包的南通潤宇經貿有限公司是以陳某正在上學的兒子和其妻嫂及另外一名神秘人物的名義注冊設立的，而實際負責人是陳某。此后對2家評估會計事務所和拍賣單位上海某拍賣有限公司的調查發現，由某會計事務所負責的評估材料，沒有糧油公司當時董事長的授權，報送的材料也沒有加蓋該公司章。而上海某拍賣有限公司根本沒有固定拍賣地點，基本屬于一個“野雞”公司，該公司以1%的低費率從資產管理公司獲得拍賣權，然后再從被拍賣單位獲得4%的高額費用。隨即，審計人員又找到因資產處置失職已被南通糧油公司罷免總經理職務的陳某和已調離資產公司的吉某及其他有關責任人員進行核實取證。通過延伸審計和核實，審計人員初步判斷，這是一起精心策劃的借不良資產處置之機吞噬國有資產的行為。由于糧油公司原總經理陳某瞞報情況，隱匿資產；評估機構不遵守執業規范，隨意評估，造成評估結果與實際資產價值嚴重背離。加上資產管理公司相關人員的不作為，使得資產管理公司所擁有的糧油公司1705萬元實際有效資產，通過虛假評估和拍賣，被陳某和另一神秘出資人(審計認為此人代表的應是吉某)私下成立的公司以361萬元的低價購得，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

　　2004年10月，南京辦將審計調查發現的南通糧油公司陳某涉嫌貪污公款問題的案件線索移送江蘇省高級人民檢察院。考慮到犯罪地點在南通，該院隨即作為督辦案件移交南通市中級人民檢察院。南通市中級人民檢察院又考慮到在本地審理可能產生的干擾，最終將案件交給如東縣人民檢察院審理。

　　接到案件后，如東縣檢察院制訂了一份較為詳實的案件偵查方案。由于審計基礎工作扎實，使檢察人員省去了立案前需做的大量基礎性工作。在案件偵查過程中，檢察人員不斷與審計人員聯系溝通。由于審計移送的有關陳某涉嫌貪污的資料已相當全面，使審訊人員可以有針對性地對陳某進行訊問，很快得到了其與吉某合謀故意的證詞。有了這個突破，吉某在資產處置中的失職行為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吉某的犯罪行為漸漸浮出水面。法院最終認定，吉某和陳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國有資產處置過程中，利用職務便利，將被瞞報低估的資產和被隱瞞漏評的賬外存款合計人民幣389萬余元，通過設立公司、串通拍賣的手法非法占有，其行為構成了貪污罪。在共同犯罪中，吉某對犯罪目的得以實現起主要作用，被認定為主犯，陳某對犯罪的實施起次要幫助作用，被認定為從犯。兩人貪污犯罪的數額雖然特別巨大，但考慮到案發后退出全部贓款和吉某檢舉他人犯罪有立功表現，因此，如東縣人民法院對兩被告作出了本文開頭的判決。(據中國審計報；李壽媛 余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