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偷窺”，大多是指窺事的，所謂“隱私”是也。這事確是古已有之。所謂“慎獨”，大致便是針對“偷窺”提出的。《水滸》中鼓上蚤時遷便是“偷窺”專家，金槍手徐寧夫妻的“床戲”是肯定被他窺著了；而《三國演義》中“蔣干盜書”一出戲，也有很強的“偷窺”性質，只不過蔣干偷窺的，是“帥哥”周公瑾的“睡意”而已；《西廂記》中，當丫頭紅娘笑瞇瞇地把“偷情”的張生和鶯鶯送入“洞房”后，總會有紅娘隔著門縫或窗欞向內羞答答張望的生動表演。

　　可見，偷窺的欲望并不分古今男女，但卻多與“隱私”尤其是“性隱私”密切相關。只是，古今借助的手段不同，才有偷窺深度、范圍的區別：時遷靠的是飛檐走壁的功夫，蔣干靠的是“同窗交契”，而紅娘憑借的，則是近水樓臺。

　　高科技催生“偷窺時代”

　　眾所周知，時遷看徐寧的“床戲”是他在實施盜取鉤鐮槍計劃時的“順手牽羊”，紅娘為的只是滿足一點點好奇，而蔣干則是因為要在曹操面前掙點面子，好養家糊口，說大點，也可算是要“立功名兮慰平生”！

　　如此看來，現代人愈演愈烈的偷窺其實并沒有逃離古人們設置的“藩籬”。因為有所謂“隱私”、“隱情”，便免不了“偷窺”以及更專業的“偵探”。而偷窺者所“圖”，都跳不出“順手牽羊”貪一樂、好奇使然性本能以及養家糊口建功名三種。

　　不同的是什么呢？是高科技手段的介入，是高科技產品的平民化。這等于讓尋常百姓都具備了“飛檐走壁”的功夫，也等于讓“近水樓臺”變得不那么只能“服務”身邊的人，我們知道，古人有“千里眼”、“順風耳”之幻想，神歸神，但畢竟難以實現。可現代人卻憑借著望遠鏡、手機、竊聽器乃至紅外望遠鏡、雷達裝置，讓遠近距離的偷窺統統成為現實；繼而，當代人憑借著照相機、攝像機、電視機等等，還能使其見聞場景得以“生動”再現，早已大大地超越了古人偷窺的極限。

　　更有甚者，憑著各類媒體特別是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古人“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春秋大夢”瞬間成真，竟能讓偷窺到的場景發布到世界每個角落。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幾乎和電腦網絡的普及同時，各類“偷窺”技術產品也基本走出了被少數人壟斷的“深閨”，逐漸步入了尋常百姓家。

　　如此一來，這偷窺就變得異常可怕起來。因為誰都不知道，你在某時某地某個場合的言談舉止會否被人偷窺并把偷窺的結果傳諸“網界”！當然，這并不妨礙已經開始的“偷窺大傳播”。

　　“超女”被偷窺了，劉嘉玲被偷拍了，璩美鳳上網了……這便是我們當代人常常看到的偷窺結果，而每一次偷窺，似乎都能讓媒體及其受眾興奮不已。于是，一個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心亂神秘的“偷窺時代”應運而生。或許，這就是所謂“信息時代”的最大特征吧，或公或私，或“垃圾”或“鉆石”，總會因其“有味兒”而找到相關信息的載體或生存空間，以至于讓不少“信息時代”的公民變得腦袋腫脹，不知所從，更不知其所終。

　　看清偷窺的本質

　　拂去這些繁茂蕪雜的表象我們看到，偷窺結果雖然千變萬化，但無外乎還是出于筆者前文提到的三類動機：順手牽羊求刺激、近水樓臺自好奇以及完全功利取向的真正偷窺。前兩者古今難免，但視后果不同，仍需有關風俗道德、法律法規加以節律。而最需要重點規范的，乃是最后一類。因為那類偷窺基本是以“傷人”為結果的，乃是十足的“損人利己”。

　　或出于情感，或出于利益，或出于兩者甚至多種動機的交織，他們都會產生社會效益，因而都會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構成沖擊。這才是偷窺的本質。而偷窺成風，則折射了當今轉型中國社會中國人的無聊感、不安全感以及“逐利時尚”。這是一個信仰失落、價值紊亂卻又經歷著技術革命的轉型社會難以避免的風潮，但卻也是政府必須正視和引導的風潮。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我們的道德、法律等規范系統已然滯后了，舊的在失效或需要重建，而新的完善的機制，卻遠沒有建立起來。和面對許多“惡搞”一樣，法律在此沉默或哽噎了，任由當事人和百姓不停地鼓噪。

　　需要指出的是，偷窺的動機不同，結果也大相徑庭，而“高科技”從來便是一種工具，應用結果有賴人類的抉擇。所以，偷窺并非都是負面的。在有些人成為偷窺的“犧牲品”時候，我們還不能忘記“水門事件”等等丑聞的揭出，也是有賴于“高科技”手段的。

　　由此而論，我想偷窺中便有了民主監督的進步意義。試想，如果我們的記者、偵探、民眾熱衷的，是偷窺貪官污吏的“腐敗行蹤”、“尋租倩影”，是不法奸商的“逃稅賬目”、“造假罪證”及其魚肉勞工的“靚麗身姿”，那么，“偷窺時代”的來臨又有何不可呢？這豈不更能讓我們官員、商家清正廉明、奉公守法一些？

　　“偷窺時代”，需要良俗公德和法治，更需要古人的“慎獨”！如此而已。

　　(來源：人民論壇，作者：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