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遭受損失而犯罪人無力賠償怎么辦？這時，對被害人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則成了一紙“法律白條”。1月7日，最高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時提出，“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彰顯司法人文關懷”將成為一項重要任務。法律專家認為，在加害人無力承擔賠償責任的情況下，國家應當對被害人及其家屬予以救助。
1月8日，記者從四川省高院獲悉，省高院已有研究、試點并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意向。并且，早在2004年，德陽市綿竹法院已先行嘗試“司法救助基金”。
犯罪人無力賠償被害人
案例A
研究生被殺家人難獲賠償
2005年7月2日晚，成都某高校在讀研究生楊國驊和5名同學在九里堤中路某燒烤店為同學潘某慶賀。兇犯羅志剛隨后帶女友來該店喝酒。晚11時，羅因酒力發作，走到楊國驊跟前，拍著楊的肩膀要打火機。楊國驊表示不抽煙沒火，羅卻掏出水果刀捅向楊國驊。楊國驊因傷重當場死亡。2006年3月楊母拿到成都市中院判處羅志剛死刑的判決書。盡管她曾訴請法院判羅支付精神撫慰金及喪葬費共計146.9萬余元，但由于羅無民事賠償能力，楊母至今也未拿到一分賠償費。為了讓羅盡快受到懲處，楊母甚至不得不撤銷對羅志剛的所有民事賠償請求。
案例B
被打殘治療費無人買單
2006年9月6日上午8時，21歲的蘭某在成都牧電路一家網吧上網時，因收費問題與網吧老板江某發生抓扯。在打斗中，蘭某抓起吧臺的一把折疊刀將江某右眼球捅爆后逃離，隨后自首。2006年12月6日，青羊區法院酌情考慮減輕了蘭某的刑期，但網吧老板、一級傷殘的江某提出的10萬元民事賠償卻無法執行。因為蘭某出生在一個單親家庭，母親失業，沒錢賠償。“這種案件太普遍了，這種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高額賠償案件，窮困潦倒的家境根本無法辦到！”
這些案件無不反映出一個讓人憂慮的問題，如果按現行的法律規定，這些被害人很可能拿不到賠償，他們的未來生活會怎樣？無法預測。
法學專家
建議設國家救助基金
“目前，中國刑事法律在救助刑事被害人方面處于空白。”川大法學院伍長康副教授告訴該報記者，為此她在2年前還專門向全國人大提過建議，建議設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基金。伍長康指出，法律界提到“刑事被害人”絕大部分是指造成人身損害的人，即指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致人受傷這類刑案的受害人。雖然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是，如果加害方沒有執行能力，或者案子進入了漫長的司法程序，被害人往往無法及時獲取賠償。
鑒于中國國情，伍長康建議目前應當先保障那些生活困難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可以從保障基本生活和醫療這些基本救助開始實行。
律師經驗
刑案民事賠償多成“白條”
“法院雖然作出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判決，但由于種種原因，被害人或其家屬并沒有得到賠償。”四川興華中律師事務所主任周建中律師說，刑事案件民事賠償難是個很容易出現的局面。被執行人沒有執行能力時，刑案民事賠償難免就成了“法律白條”；被害人家庭如果不富裕或原本就貧困，得不到賠償就勢必雪上加霜。
省高院回應
時機成熟時試點司法救助
據了解，目前國內已經有上海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訴訟終結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執行救助基金，對部分申請執行人進行經濟救助或救急資助等。對此，省高院相關人士表示，建立該救助制度與當地的財政收入狀況掛鉤。他們也將在時機成熟時，進行試點和調研活動。
省高院刑一庭綜合辦案組組長馬益迅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談到，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救助途徑有三種——私力救助、社會救助和政府救助。目前，私力救助最為常見，即在刑事案件中附帶民事賠償請求。社會救助偶爾有，即熱心人和慈善機構的捐助等。政府救助則主要是民政部門以撫恤金的形式對刑事被害人進行幫助。“目前國家救助還是空白。”馬益迅說，由于罪犯個人經濟狀況不佳，很多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最終無法落實。被害人面對“空頭支票”，有苦難言。
馬益迅表示，國家建立該救助制度后，能更及時地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利益納入司法程序中。
綿竹經驗
首個司法救助基金已運行2年
據了解，早在2004年3月，德陽市綿竹法院由當地財政劃撥20萬專款，創立了全國第一個“司法救助基金”，幫助生活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渡難關。該基金由法院設立專門賬戶代管，專款專用。使用救助金的被救助者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申請人和被執行人都是自然人；雙方當事人生活確有困難。符合條件者，可向法院提出申請。隨后，法院的執行干警將現場調查，情況屬實，正式寫出書面申請，再層層遞交法院負責人、當地政法委領導小組審批，得到批準后才能從救助金里支取現金。支付金額也根據當事人的具體情形來定，酌情考慮從幾百元到數千元不等，每年一般支付3—5次，時間一般安排在春節及“五一”、“十一”期間。
救助金被支付完后，當地政府將以財政撥款給予補充。
來源：華西都市報；記者：董馨 周燃 王仁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