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篇： 陳思：救助是一種樂趣

　　說到關于救助南京長江大橋上自殺者的話題，陳思是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陳思出生于1968年，江蘇宿遷人。1990年來南京打工，先后在大廠賣過熟菜、水果，開過煙酒店。2003年9月19日起，他利用周末休息時間，義務登上南京長江大橋巡查，干預跳橋自殺行為，3年多來，共救出輕生者109人。其事跡見諸于《南方周末》、“魯豫有約”、《紐約時報》等。2006年初，南京有關部門為陳思申報參評“中國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

　　媒體的報道，將陳思推置于輿論的旋渦之中。在一些自殺者眼中，陳思已近乎“神話”人物；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陳思似乎是個“麻煩制造者”。面對如此的兩極評價，陳思似乎已經顯得波瀾不驚。他似乎不太愿意和媒體打交道，但是一旦打開話匣，仍如以往侃侃而談。陳思現在在一家私人物流公司打工。對于義務救助自殺者，陳思還有著更大的“規(guī)劃”。

　　我沒放棄救助行動

　　對于“生命守望隊”這個莊重的名字，陳思的內心極其渴慕。但讓他難以釋懷的是，他一直游離于這個“組織”之外。“組建生命守望隊的時候，從來沒有人找過我。”陳思說。作為一個著名的自殺救助者，陳思如果加盟“生命守望隊”，會對這個“組織”的工作有促進作用嗎？陳思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陳思堅持認為，自己的名氣要比“生命守望隊”大了許多，他3年來共救助了109名自殺者，而“生命守望隊”成立月余，未有多大建樹。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陳思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在采訪中，記者聽到很多說法，其大意指向是：陳思現在已經不上大橋救助自殺者了，別說是平常，即使是陳思自詡的雙休日，也見不到他的身影。為了做本篇專訪，記者多方尋找陳思的聯系方式，卻一直未果；而瀏覽陳思自己名為“心靈沉思”的網站，也已經無法登錄其上。

　　記者：你放棄了自己救助自殺者的舉動了嗎？

　　陳思：我會放棄嗎？實際上很多人不了解我的現狀，我仍然在大橋上，只是地點從以前的南堡換到了現在的北堡。過去，人們總是在南堡看見我，現在人們可能因為在南堡見不到我，就想當然地認為我不在橋上了。為什么改換地點？因為南堡現在有生命守望隊的保安在那里。現在，我在橋上時，每20分鐘到南堡去一趟。只是近兩、三個星期，因為種種原因，到橋上去的少了點。

　　“心靈驛站”難度更大

　　據陳思介紹，他自己的“心靈沉思”網站，是志愿者幫助設立和維護的。而之所以將其關閉，有兩個原因。其一，該網站一年的寬帶費用需2萬元，依自己現在的收入，已經無法將其維持；其二，他后來發(fā)現，這個網站的名字——“心靈沉思”，已經被一個內蒙古人盜用，成了一個黃色網站的名字。該網站關閉后，在志愿者的幫助下，他重新有了自己的網站，并且有了自己的博客。

　　在陳思的博客上，記者看到了他自己撰寫的救助經歷和生活工作情況。其中所記載的捐款情況尤其引人注目。從去年9月起，陳思成立“南京長江大橋‘生命之友’基金會”，公開接受社會各界的捐款。至今，陳思共接受了11筆捐款，其中最少的一筆為10美元，最大的一筆為980美元。陳思在他的基金管理辦法中寫明：所有的捐款全部在網上公開，專款專用，接受捐助者的監(jiān)督。

　　陳思自己的網站被關閉，讓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以為其已經遠離自殺救助工作。實際上，陳思已經在開始另外一項更為實際的救助工作。去年底，他專門租了房子，用于專門安置自殺者救助的善后工作。

　　陳思將此地命名為“心靈驛站”。

　　記者：與此前單純救人相比，“心靈驛站”的工作似乎難度更大？

　　陳思：以前救人最大的問題是善后如何處理。有了“心靈驛站”，起碼被救者有個待的地方了。現在，“心靈驛站”已經安置過4個人，最長的住了28天。實際上，這個“心靈驛站”成立后，等于是將以前該由有關部門承擔的事情，由我自己扛起來了。

　　記者：“心靈驛站”如何運做？有商業(yè)目的嗎？

　　陳思：我自己每年要花5000元用做房租。都是我自己貼錢。有12名南大心理學系的學生在這里做志愿者，對自殺被救助者分別進行男女一對一心理的疏導。

　　救助行動是種快樂

　　陳思救助自殺者的舉動，有著強烈的心理動因。數年前，他的一位遠房伯伯將他帶至南京打工。他后來親眼目睹了伯伯從大橋上跳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種慘烈的情形， 給陳思造成了極大的心理陰影。加之，媒體上各種自殺的報道，令陳思不勝唏噓之后，使其自然萌生了上大橋進行自殺行為干預的念頭。

　　記者：如果說，三年前你上橋救人是出于單純的同情和感慨，那么，三年后的今天，你又是出于何種目的？

　　陳思：現在是出于一種單純的樂趣。

　　記者：這種樂趣的來源，是因為媒體對你的“歌功頌德”嗎？

　　陳思：實際上，也有媒體批評我。也有不少社會上的人，說我是為了名利。但是，現在這樣說的人，已經不多了，我感到很欣慰。在大橋上救助自殺者，已經不是我一個人，一些退休干部和市民也參與其中。我這幾年來的所作所為，已經有了回報，就是有越來越多人認可我。

　　記者：永遠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嗎？

　　陳思：不，真正感到哪天實在承受不了壓力了，我就退出。但是，現在我還有樂趣，不會停止這個工作。

　　陳思對于媒體的態(tài)度，似乎存在著雙重心理。在他屋子的墻上，張貼著兩張醒目的大照片，分別是與鳳凰衛(wèi)視主持人魯豫、央視《實話實說》主持人和晶的合影。顯然，陳思很看重這兩家媒體的分量。但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也不經意中流露出對媒體的抵觸情緒。

　　記者：你怕媒體嗎？或者說，你是否嘗到了媒體對你過分拔高的后果？

　　陳思：老是接受采訪，沒意思。拔不拔高，在于被報道者個人的心理感受。說實話，我現在接受媒體的采訪，的確有壓力。一是我怕說錯話，我最怕接受境外媒體的采訪，我的話經過翻譯后，往往走樣。另外一個原因是，媒體對我的報道往往給人一個印象，好像都是我個人的功勞，其他有關方面什么事都沒有做似的。這可能就是媒體報道帶來的負面效應。

　　記者：你對自己有何評價？

　　陳思：我永遠不會對自己做出評價。

　　作為媒體的“寵兒”，陳思身上有著過多的光環(huán)。出名后的他，生活并未有多大變化，他仍舊是個“邊緣人”的身份，游離于體制和城市之外。但顯然他已經不負盛名之累。媒體仍將緊緊盯著他。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一直試圖以坦率和輕松的面目示人，但他的神情和語氣中，已經難掩疲憊和木然。

　　他告訴記者，他和警方溝通很少，將自殺者救助后，也很少送到派出所，除非實在處理不好，才會將人送去。他現在的身份，是一家私人物流公司的打工者，工資不高，剛好維持他的生活。

　　記者手記

　　建立救助機制是對自殺者生命權利的最終尊重

　　對生命權利的尊重，是現代社會和諧發(fā)展的要義之一。

　　尊重，如果淪落為激情似的口號，既可悲又可怕。只有真正建立基于“尊重”理念之上的救助機制，才是對生命權最終的尊重。

　　采訪中，沉痛和無奈時時襲向我們。這是一次檢視和追問的過程。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對于自殺者的救助，我們仍舊停止在“初級階段”——所謂的救助機制，更多存在于概念中，無法具體清晰地描摹其發(fā)展框架。自殺者救助機制真的那么難以形成？腸梗阻在哪里？面對一個個具體的采訪對象，我們總是這樣在腦海中追問。一切似有答案又似無答案。

　　每年近30萬人自殺，同時還有高達200萬的自殺未遂者——這是我們社會一個基本的狀況，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們的自殺救助機制缺失的嚴峻現實。在此情境下，救助只能出于同情和道義一途，沒有機制作為保障，困頓叢生就是一種必然。

　　救助到了警方或者陳思者們處，戛然而止，無法更進一步。他們承擔了太多本不該屬于他們承擔的東西，以致不堪重負。他們雖有抱怨，卻無法推脫。全社會在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所感動的同時，卻忽視了道德的力量在面對那些脆弱的心靈時，所呈現出的軟弱和單薄的客觀現實。

　　不是道德的力量不值得尊敬，對于那些瀕臨死亡的心靈而言，他們最需要的是什么？這需要我們更為理性的思考。

　　一個令人徒嘆奈何的現實是，全社會在集體無意識中對于這種“道德力量”進行了推波助瀾的渲染。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似乎只看到了個體的功勞，卻往往忽視集體的力量，更別說自覺地思考自殺救助機制如何建立。由于沒有機制作為襯底，道德力量遺憾地化為一種隱然的對立情緒。在采訪中，記者聽到不少關于陳思的負面評價。作為一個義務自殺救助者，陳思無論有否抱著個人目的，其舉動客觀上總存在褒揚之處。但陳思經常被人說成是“麻煩制造者”。在采訪中，我們一直有著這樣的設想：假如陳思成為“生命守望隊”隊員之一，既可提升“生命守望隊”的知名度，以喚起更多志愿者加入救助者的隊伍，同時又可解決陳思的生計問題，豈非一舉兩得之事？但遺憾的是，我們的設想是一相情愿，因為有關部門似乎從未將陳思納入視線之內。

　　這或可看做是救助機制缺失所造成的一種“斷裂”。如果這種“斷裂”擴而大之，其后果比自殺現象更為可怕。

　　生命已逝，生者猶追。面對每年近200萬自殺未遂者這個龐大數字，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認為，建立自殺救助機制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來源：江南時報；作者：王永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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