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直有個問題在我腦海中縈繞：春節為什么要回家———披星戴月，擠過千山萬水，風雨無阻，盼得容顏憔悴，每到春節，為什么那么多人會不顧人群的擁擠和扎堆、不惜一切代價買到車票、不顧旅程的漫長和遙遠地往家趕，趕到家人的身邊，一起過個團圓年。前幾天的中青報社會調查中心實施的一項5000多人參與的在線調查顯示，春節車票緊張是公眾普遍擔憂的“過年大事”之一。33.2%的人認為，買不上票，過年回不了家，那就是天塌下來的大事。

　　為什么要趕回家過年呢？這不僅僅是順應一種古老傳統，這后面蘊藏著深刻的現實。相比于社會、公司、工地這些日常容納人存在的單位，家有著更合人性的內在結構。

　　回到家中，你有著一個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身份，是父親、母親，是女兒、兒子，抑或是爺爺、奶奶，遍插茱萸少一人，血緣與情感的融合賦予了你在家中識別上的唯一性，這種不可替代的唯一性能充分地滿足人性的自尊和情感需求。而在現代社會就不一樣了，你只是非常渺小的一個單子，無論你多么出類拔萃，總非不可替代：你不干的工作別人會干，你辭去的崗位別人會頂替，你有著跟億萬人共享的身份：公務員、農民工、辦公室文員等，你只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符號。

　　家里是平等的，因為平等，你可以任性，你可以放縱，你可以毫無保留地敞開心扉，讓委屈的淚水流到親人的肩上。而在社會中就不同了，地位的懸殊，貧富的差距，階層的不同，容顏的美丑等等，無處不在的優劣之分中是“不平等”的氛圍，你任性了，就有上級來修理你，你放縱了，權力就給你顏色看。一句前幾年很流行的話是“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你必須遵循社會賦予你嚴格的行為規則。

　　還有，家中的生活是低節奏、不追求效率的，做事可以慢條斯理，花錢可以大手大腳。而在現代性壓抑下，社會中人的存在是高效率、快節奏的，一切都得講究利益核算，講究投入與產出，講究利益的最大化，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公司倫理”壓得現代人喘不過氣來，工具理性甚囂塵上，現代性的快節奏、高效率使人淪為一種發展的工具。

　　買不上票，過年回不了家，那就是天塌下來的大事，這折射出國人在現代性壓抑下的某種生存焦慮。越來越現代化的中國呈現出現代社會某種共有的景象：經濟邏輯主導了我們的社會生活，人們生活在公司社會的掌控之下，一年中我們絕大多數的社會活動都是以“公司”這一經濟單位為核心，每天受著公司商業文化的熏陶，每天接觸的絕大部分人都戴著“公司”的面具，我們的工資、獎金、福利都來自于公司，被公司業務和資本的意志驅使著從這個城市奔波到那個城市———朋友、同事、鄰居、伙伴、同行等社會關系都被公司所支配，傳統社群都被公司社會的經濟邏輯所淹沒。除了金錢帶來的工具快感外，你很難從中尋找到情感的慰藉和人性的滿足。

　　于是，“家”這個社群，成為人們躲避現代性焦慮的最后一塊港灣。人們趕著回家過年，潛意識中其實是在躲避公司社會的精神壓抑，逃避工具化、高效率、快節奏之工具理性的現代性壓迫，在這里獲得短時間的精神慰藉。不管怎樣，春節都要趕回家，人們借助于春節這個傳統，完成了一次躲避現代性的精神儀式。人們需要從這種親人團聚的傳統中尋求被疏離的社群精神，需要借助這個傳統暫時回歸曾經熟悉的溫情。

　　(作者：東方木，北京編輯。原題：《“春節回家過年”的社會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