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區推行的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推動著法官精英化的步伐，同時改變了未來法官的來源。爭議之中，改革難以避免地遇到了政策上的瓶頸。改革者們希望，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和推廣，能夠成為建立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的契機。（2月12日《民主與法制時報》）

□王繼學

  毋庸置疑，法官素質作為影響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和司法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決定力量，正越來越引起社會公眾和廣大學者的關注。提高法官素質，實現法官精英化已是大勢所趨。在人們紛紛為此獻計獻策，關注和討論如何改革我國現行的法官選任制度的時候，北京房山法院法官助理制度的創新給人們提供一個好的看點。

  值得肯定的是，法官助理制度的出現，給房山法院帶來了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最明顯地體現在了效率上。幾年來，在房山法院，經調解、撤訴方式結案的案件占案件審結量的63％。簡易程序每年審結的案件量可占審結量的50％。有些案件從審查、立案到調解、審結僅需一兩個小時。簡易案件從立案到分案、送達、排期、開庭審理、當庭調解并發放法律文書，平均僅需20余天。而且，這幾年，當事人的上訴率不足8%，二審平均發改率低于7％，案件質量連年居北京市法院系統前列。

  不僅如此，法官助理制度的設計，還使法官助理變成了一道隔離墻。由于當事人接觸的是法官助理，沒有裁判權，而有裁判權的法官卻無權與當事人接觸。這樣不僅使法官從繁雜的非審理事務中擺脫出來，加強了法官精英化建設，又有助于加強法院內部監督，維護司法公正。

  然而，就是這樣一種既能提高司法效率、又能維護司法公正的全新的審判機制，就是這樣一個受到最高法院的重視和肯定的司法創新，就是這樣一個基層法院的改革奇跡，令人尷尬的是法律和政策對這種改革沒有任何明確說法，不論是承載改革的法官助理，還是走向精英化的法官，都遇到了人事政策上的瓶頸。

  不可否認，改革需要代價，創新需要付出。中國的改革史上曾留有這么一個細節：1978年秋天，安徽風陽縣的小崗村發起了“大包干”，就是后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嚴俊昌為首的幾位農民在分地生死文書上按了手印，當年他們秘密行動，甘冒殺頭的危險，寫下盟誓，按下手印，約定如果事情敗露，帶頭的人被抓被殺，全村人保證把他們的孩子養活到18周歲。既然幾位農民冒險創新，都能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那么，一個基層法院經過數年努力，實踐已經證明成功的法官助理制度，因何還遲遲停留在“法律和政策上對他們的地位沒有任何明確說法”的尷尬境地，而不能成為推動中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動力呢？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把“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提到了實現科學發展、推動民族振興的戰略地位，那么，我們的司法體制和機制改革創新還有多少政策上的羈絆不能突破？

法官精英化的必由之路

□李克杰

  法官助理，一個連中國法官都十分生疏的職業，在不為外界熟知的情況下已經悄然進行了七年的試點運行。其間，不僅逐漸理順了思路，積累了經驗，同時也遇到了政策和法律層面的制約，試點工作正面臨制度瓶頸的突破。好在今年年初最高法院已經明確表示，2007年“法官助理試點工作要繼續推進”。

  法官助理是中國法官職業化和精英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推進司法改革、確保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對審判人員的分類管理，不建立相應的法官助理制度，沒有法官與司法輔助人員的分離，中國的司法改革就很難上一個臺階。

  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迫切需要法官的職業化和精英化。因為沒有職業化和精英化的法官隊伍，面臨不斷膨脹的法律法規數量和專業性、技術性日益增強的司法內部改革，特別是法治社會對司法公正的嚴格要求，法律權威和司法機關形象就很難得到有效維護。而法官精英化的前提就是讓法官從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讓他們專心鉆研法律知識、熟悉審判業務，這就必然有人把審判事務性工作接受下來，并有能力完成好。事實上，只有法官助理才是最恰當的角色。

  法官助理是從事審判業務的輔助人員，按照最高法院的初步設想，法官助理不享有案件裁判權，其職責僅限于輔助性審判事務，即只能從事協助法官行使審判權的某些事務性工作，如送達法律文書、審查訴訟材料、指導當事人舉證、收集核實證據、草擬法律文書、接待當事人來訪咨詢等。這樣以來，不僅大大減輕了法官的事務性工作負擔，還在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筑起一道特殊的“隔離墻”，可以有效預防法官腐敗和當事人不正當地影響司法。法官助理制度的實行，對司法來說，可謂一舉多得。

  長期以來，我國法官擔當的都是一個“雜家”的角色，不僅要審案，還要一攬子完成接待當事人、起草法律文書、立卷歸檔等事務性工作，使法官疲于應付。特別是訴訟案件大量增多后，原來“法官——書記員”的庭審模式已經遠遠不適應新形勢要求。

  從國外情況看，法官助理也是法官職業化和精英化的重要保障。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每年要審判5000件左右的上訴案件，但卻只有9名大法官，聯邦上訴法院每年約處理近4萬件案件，卻共有168名法官，如果沒有大量法官助理的幫助，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每人可以配4名法官助理，上訴法院法官每人可以配3名法官助理，他們都是法學院的優秀畢業生，或者是有幾年執業經驗的年輕律師。

  看來，法官助理是現代法治國家保障法官精英化的重要措施。當然，法官助理也必須擁有健全的制度來保障其合法權益，使其具有合法的職業地位、明確的職責劃分、正常的晉升機制和公平合理的職業保障。只有這樣，法官助理才能成為法官職業化和精英化的助推力量。

法官助理制度是司法改革的一個契機

□傅達林

  毫無疑問，時至今日，無論是司法決策層，還是司法理論界，抑或是實踐領域，對法官助理制度已經形成了改革的共識。作為法官職業化建設的一項實質性舉措，法官助理制度其實為整個法院的司法改革提供了一個契機：它不僅僅是一個單獨的人員分層，而是涉及法官制度革新、司法管理體制創新的重要連接點，由此決定了該項制度的成功推行必然成為突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瓶頸的重要“入口”。

  首先，法官助理制度要求在人員分流基礎上的業務分工，從而有助于確立起“審前程序”的審判機制。在西方，“預審法官”在正式審判前，會將一些簡單明了的小型案件處理完畢，只是將那些重大復雜疑難問題提交給審判庭。我國在法律上并沒有確立起審前程序，但現實中日益增長的訴訟需求和略顯不足的效率追求，已經讓司法界意識到建立審前司法分流機制的必要性。將法官助理從法官隊伍當中分流出來，正好可以將一些審前程序交由法官助理去做，從而確保業務精通的法官專司重大疑難案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量體裁衣”式的司法審判機制。

  其次，法官助理制度為法官精英化開辟了現實之路。長期以來，法官素質不高、獨立審判能力弱成為制約司法改革的一大因素。說實話，如果按照案件數量和法官人數的比例計算，中國的法官量決不比美國等國家少，但在司法業績上卻顯得十分落后，究其原因，是因為大量的法官不在真正的審判崗位上。自1882年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勒斯·格雷在聯邦法院歷史上首次雇用法官助理以來，現在，美國聯邦法院每一位法官都配有法官助理，他們在法官的督導下工作，協助法官進行法律研究、起草法律文書以及其他與案件準備和案件管理有關的工作。被剝離了事務性工作和簡易案件的法官，得以集中精力保證案件審理的高質量。

  再次，法官助理制度為革除司法管理行政化弊病提供了契機。在制約司法改革的三大體制弊病中，行政化管理是一個法院自身可以局部解決的問題。可以說，法官助理制度推行伊始，就暗含著司法當局破解司法管理行政化體制的祈愿。現在看來，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司法人員的業務分流，但由于配套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滯后，還沒有建立起一個按業務屬性實施分類管理的新機制。事實上，目前掣肘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主要瓶頸就是在于制度安排的不明確，由于缺乏相應的資格條件、地位待遇、晉升方式、職業保障、管理機制等，法官助理難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特的業務群體。由此，一個成熟的法官助理隊伍的出現，就蘊含著一種區別于法官隊伍的管理機制的出現，在此基礎，建立法官助理、書記員、政工、司法警察等分類管理機制，從而改變傳統統一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形成適應司法職業特點的新的管理體制。

       因此，法官助理制度是一項帶動法院司法改革全身的改革舉措，經歷多年的試行實踐，應該在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的基礎上，由立法機關從經費保障、人事安排、職權責任、管理體制、人員銜接等多方面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從而確保這一良好制度良好地運用于司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