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樂平：對，說起這個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而且當時外地有一個農民工，他當時是說非常困難，后來我還給他打了多次電話，給他寫過信，給他發電子郵件，通過各種方式給他提供很多幫助，最后在我的幫助之下，據他自己說沒有請律師，后來跟單位協商，把原來的九級傷殘鑒定改為六級傷殘，最終一次性獲得賠償是五萬塊錢。他自己說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錢，所以他非常感謝我。后來他到北京來以后，說來感謝我，但見了我的面以后，他問我，說我很奇怪，你怎么會做這種事情呢？你不收錢呢？好像我有別的什么目的似的。這個事情之后，還有一件讓我感覺更可悲的事情，過了大概有幾個月以后，這個職工又給我打過電話，給我打電話的時候他就問我，說黃律師，碰到工傷以后，企業該怎么做，我就很納悶，因為他是工傷職工，他應該考慮給職工怎么做事情，他怎么考慮給企業做事情呢？我當時把答案告訴他，我說這個企業在哪些方面注意，我又問他，我說你不是工傷職工嗎，你沒幫助其他農民工，你去幫助這個企業呢？他說企業老板人很好，職工是耍賴，裝傷，所以他又幫助這個老板，這讓我感到非常失望。

　　李小萌：當一個工傷事故發生，對于當事人來說，對于他的家庭來說，對于更大范圍的社會層面來講，會有什么樣影響？

　　黃樂平：首先發生工傷事故，對于工傷職工和他的家庭來說，因為發生工傷的職工多數是青壯年勞力。

　　李小萌：家里的頂梁柱。

　　黃樂平：對，基本上就是塌了半邊天，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救治，我說的當然是傷殘程度比較嚴重的或工亡的職工，就意味著這個社會肯定會增加一個赤貧家庭，還不是貧困家庭。還有一個情況，如果他沒有得到及時救治，可能會讓工傷職工家屬，特別是他們的下一代會對這個社會產生很多消極，甚至是缺失的看法。這樣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嚴重的隱患，不安的因素。

　　目前黃樂平其實有兩個身份，一個是國聯律師事務所律師，這份工作是他全部經濟收入的來源，而另外一個身份就是公益律師，無償援助困難職工，解決工傷維權的難題。

　　六本書、一部熱線電話、一個網站，黃樂平時間已經安排的沒有空檔，而希望找他維權的人還源源不斷，那么面對這種情況，黃樂平這種無償維權的模式有它的可持續性嗎？

　　李小萌：你現在主要是通過熱線電話還有網站的方式在給人們提供幫助，但是如果僅僅是做一個普及法律常識，介紹案例的工作，和實打實地去幫助一個、兩個或者是十個人，你覺得哪個更有效果呢，對于需要幫助的人來說？

　　黃樂平：從個體來說，他當然希望我去給他們提供幫助，因為我在這個工傷處理事故這塊應該是非常專業的律師，但是就社會來說，可能我給其他更多的職工提供幫助，給他們指導方向，讓他們少走彎路，可能會更大程度上降低社會成本，包括今年大年初八，我剛上班的時候就有山東的一個民工在唐山發生了工亡事故，就是初三加班的時候死亡了，家屬在第一時間要求我去給他們做代理，我跟他們說，你們來可能會耗費很多成本，我現在告訴你們，你要去跟用人單位談的話，抓緊時間，第一時間去談，按照我給你說的方法，大概的計算方法，算多少錢是你們能接受的，你趕緊去跟他談，如果你去跟他談，能談下來，你就不用來找我了，如果談不下來你就來找我。因為有些老板，如果你要律師去介入，他會很警惕，他也會去找律師，反而這個職工或者職工家屬本人去找他們，他們可能會放松警惕，在賠償方面可能會相對來說可能還反而會更大度一點，這種情況在北京去年碰到好幾起。

　　李小萌：像你剛才說的這個案子，當事人自己去談下來了嗎？

　　黃樂平：他后來沒給我回電話，我估計應該是有可能有結果了，因為在北京，我碰到好幾起這樣的情況，他們剛開始要求我去談，邀請我去談，我后來跟他說，我說這樣吧，你們在前面談，我在后面給你們支招，談到什么程度咱們隨時溝通。

　　李小萌：你的熱線電話都是你自己本人接嗎？

　　黃樂平：現在準備開始建立團隊了，實際上我要接熱線電話，我就做不了其它事情，所以我是從去年就開始帶助手，按照我的要求對他們進行嚴格訓練。

　　李小萌：你這個接熱線電話，包括在網站上回復一些留言，都是屬于公益行為，現在你已經開始找人來替你做一些事情，你要花錢養著他們嗎？

　　黃樂平：對。我得從其它的業務收入里面拿出很大一部分錢來支持現在這個事情。

　　李小萌：你覺得你做這件事兒最理想的狀態是達到一個什么樣的效果呢？

　　黃樂平：我希望最理想的效果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夠讓更多有能力的人去做這個事情。

　　李小萌：你指的更多有能力的人是什么人？

　　黃樂平：直接相關的應該是勞動保障部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也包括司法部門，當然更包括像工會組織以及司法行政部門的法律援助機構，這些應該是可以直接影響到這些工傷職工的維權的效果的。

　　李小萌：工傷賠償這么困難，工傷事故認定這么難，一個案子需要兩三年的時間，你覺得最重要的一個癥結是什么？

　　黃樂平：我覺得就是程序比較繁瑣，維權成本很高。

　　李小萌：需要改變的現實是什么呢？

　　黃樂平：需要改變的現實首先要提高立法的科學性，在立法的過程中間應該有更多的職工的聲音出現。其次就是要簡化維權程序，降低維權成本。第三應該是要加大對企業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加大企業的違法成本，讓企業不敢違法。第四應該是要提高職工，特別是工傷職工的維權意識。最后應該是社會各界，特別是基層工會、法律援助機構，也包括社會各界，包括律師，應該加大對弱勢群體的支持。大概是去年2006年6月19號，有一個民工子弟，在湖北上學的一個大學生，給我發過一封電子郵件，向我們尋求幫助，但現在看來他在他父親受工傷的南方地區，經過大半年的維權，一點效果都沒有，然后他把相關的這個地方有關部門的聯系方式給了我，希望我能給他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我看了之后，第一點，因為南方離這邊比較遠，我要去給他們提供法律援助，從技術上來說有一些難度，另外一個我正好看到上面有一個辦公電話，正好是我們那個網站一個網友的電話，所以我試著就給這個網友寫了一封信，大概講了這個農民工怎么艱難，希望他能夠看在職工維權難的情況之下，希望他能夠看到這個職工這么艱難的情況下，能夠給他盡量做工傷認定。這個信發出以后，好幾天沒有回信，所以我當時一想，估計也沒什么希望，畢竟我只是一個普通律師嘛。大概過了十天之后，后來這個勞動部門的網友給我回信了，第一封信是，關于對于這個農民工做出工傷認定的決定；第二封信就把他自己在處理這個工傷過程中間所碰到的很多問題給我訴了一番苦，最終結果還是認定工傷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還是感覺到在基層勞動部門還是有很多同志還是很熱心，也是很負責任的一部分人，同時我也能感覺到基層勞動部門的同志們，可能他們自己有他們自己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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