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兩層樓房里，只剩下他一個人。薛志敬感到有些無所適從。

　　老伴賭氣去了太原的女兒家，同時也帶走了3歲多一點的小外孫。再也聽不到小外孫“姥爺抱抱、姥爺抱抱”的叫聲，家里一下子變得空蕩蕩。

　　陪伴他的，只有一摞摞厚厚的法律書籍和上訴材料。自從“攤上官司”以后，手機已經停掉，座機也是只接聽熟悉的號碼。

　　“誹謗”稷山縣委書記李潤山，是這位原縣農機局局長攤上的官司。

　　在一份在他看來認定最多是“舉報”的材料中，對縣委書記李潤山從工作到生活作風提出四點詰問。隨后，他與兩名好友楊秦玉和南回榮以“稷山笨嘴笨舌人”的名義向山西運城市委、市政府和稷山縣政府四套領導班子負責人分別郵寄，共37份。

　　此后，事情的發展便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抓捕、審訊、拘留、獲刑。2007年5月17日，山西稷山縣人民法院作出(2007)稷刑一初字第28號刑事判決書，判定薛志敬誹謗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

　　之前，與薛志敬一起書寫材料的兩名好友，早已獲得同樣罪名同樣量刑。在這3個人看來，一年多的遭遇恍如“南柯一夢”，只是夢醒時分，已是“罪人之身。”

　　“舉報材料”出爐

　　上訴。

　　盡管早已身心俱疲，5月24日，薛志敬還是向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刑事上訴狀。

　　但他的家人并不贊成上訴。“鬧這么大，被人家關到監獄里，我不管。”在運城法院工作的兒子打來電話。這刺痛了他，案件發生后，親戚朋友都逐漸地淡出了他的生活圈，在運城做官的親家也幾乎跟他翻臉。

　　薛志敬所在的農機局在縣里各機關中算是“很邊緣的一個局”，而這名55歲的干部在眾人眼里一直是個不怎么張揚的“好人”，稷山縣縣委宣傳部新聞中心副主任薛建增用“沒什么能耐”來形容他，因此在事發之后，薛志敬被指為“誹謗案”的“主謀”，吃驚的人不在少數。

　　這份改變薛志敬等三人命運的材料名為《眾口責問李潤山》(以下簡稱《眾口》)。薛志敬說，已經記不得完成該材料的具體時間，印象中的時間被定格在2006年4月上旬的某個周末。

　　是夜，楊秦玉到薛家還雜志，南回榮正好也在薛家。海闊天空的神侃中，話題很快落到稷山的熱點問題。

　　根據事后楊秦玉和南回榮被捕后在公安局的筆錄，當時是薛志敬提議寫那封“舉報信”：“縣里將開兩會，要換屆，聽說李潤山要走。咱們想想他有哪些不正常的事，給他整理一份材料，給大家發發，讓大家都知道。”事后，薛志敬3人承認與李潤山沒有私人恩怨，對于自己的動機，他們對警方的交代是“攪和攪和兩會”。這成為司法機關對這起提起公訴并最后認定為“誹謗”罪的一個理由。

　　根據法律規定，誹謗罪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第一種是被害人因受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第二種是誹謗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

　　“我們認為不僅僅是對李潤山同志個人的攻擊，而是對稷山縣的大好形勢的攻擊。”稷山縣公安局長賈崇文說，這封信在兩會期間鬧得人心惶惶，干部間相互猜疑，大家議論紛紛，造成了很大的惡劣影響，因此采取了公訴的形式。

　　在法院后來的判決中，“兩會期間破壞稷山形勢”也被寫到了判決書上。

　　“當時(被抓后)太害怕了，想早點出來才那樣說，”薛志敬說，寫這封信，主要是因為自己與“那些當官的格格不入，看不慣那些人的腐化墮落，看著就來氣”。

　　材料寫好后，薛志敬出錢，南回榮打印，楊秦玉在外縣侯馬縣向外郵寄。楊秦玉后來得知，正是由于自己當時書寫的郵寄地址，最后被警方鎖定，“據說當時秘密調集了全縣所有干部的檔案到公安局，一個一個地對筆跡”。

　　2006年4月19日凌晨兩點，警方對楊秦玉和南回榮突然逮捕。薛志敬聽到風聲后逃逸，于2006年9月3日在太原女兒家被抓，隨后成為此案中最后一名定罪的被告。

　　“生活問題”引起“誹謗”

　　“大紅樓吃住，休閑娛樂一條龍……專職‘女秘書’殷勤侍陪，久而久之，如膠似漆……”《眾口責問李潤山》中對李潤山的生活作風提出了詰問，正是這一問，使他們成為日后的“誹謗者”。

　　薛志敬3人承認，這其中存在調侃的成分，“女秘書是打了引號的”，他們更傾向于這是一種戲稱的方式，“檢舉、揭發、批評有不實的成分，但與惡意中傷有本質的區別。”李潤山并不這么認為。

　　“他們寫了工作問題后，感覺不夠味，再加一些個人生活問題。這是誹謗的。”《眾口》一共兩千五百多字，提到了四個問題，生活作風問題是其中一項。

　　“李潤山的生活作風問題只有46個字，不足全文的百分之二。”薛志敬的辯護律師認為，這卻成了定罪的惟一理由，讓他們難以接受。

　　另外3個問題分別是稷山縣城市建設的問題、干部工資待遇的問題和招商引資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主要指向稷山縣委對面的關公商廈所在地塊。《眾口》稱，商廈拆除后，政府本來向社會公開承諾，要在此建“稷山縣標志性的建筑”，后來卻突然賣給個人搞房地產開發，并且存在“賤賣”行為。

　　李潤山接受采訪時表示，“縣委也好，政府也好，從來沒有研究過這塊地是干啥的”，而且，“當時評估300萬，后來賣了561萬，在稷山，從經濟上講絕對劃算”。

　　在2005年3月26日稷山縣人代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把原關公商廈、古塔市場所在地建成縣城建筑宏偉、設施齊全、功能先進的商貿中心，提高城市品位”，而現在，該地段矗立的是六層的商住樓房，為私人開發商所有。

　　另一方面，也有人稱“賤賣”并非空穴來風。曾經參與該商廈拆遷的稷山縣城建局領導證實，該地段在拆遷時，“拆遷的費用就在800萬以上”。

　　薛志敬的辯護律師據此認為，《眾口》中所列主要問題屬實，而在起訴書和判決書中，這3個問題均只字未提。

　　“這只屬于黨員干部正常舉報范疇，而非誹謗犯罪。”“正常的舉報，給他的主管部門，給他的上級單位舉報，這3個人捏造事實，他們說就是糟蹋他，既然是糟蹋他，就是誹謗，侮辱。”稷山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張小平表示。

　　稷山縣法院副院長高裕民是此案的審判長，他解釋，材料中對李潤山生活問題的指責引起了民憤，“其他問題屬于工作問題，不涉及對個人的侮辱”。

　　審判“法外開恩”

　　雖以“誹謗罪”被起訴并判刑，但不是實刑，3人因此免掉了牢獄之苦，還保留科級待遇和工資。薛志敬說，這是他們3人“意料之外”的“法外開恩”。

　　對這個判決結果，李潤山并不諱言，“這里面有自己‘寬宏大量’的因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李潤山還大方承認了自己的初衷———考慮到他們年齡大了，工作了這么多年，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情，“于是向法院‘打招呼’，提出輕判，如果要嚴格按照法律判決，他們要被處三年左右的實刑”。

　　楊秦玉和南回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于此番“法外開恩”，提供的卻是另外一種注解。

　　據二人回憶，在稷山縣人民法院開庭的前一天晚上，稷山縣法院院長韓建國曾和檢察院的正副檢察長來看守所探望過二人，臨走特地囑咐二人：一是要遵守法庭紀律，二是一定要認罪，“不然沒法辦，也沒法讓你們出去”。

　　這個注解并沒有得到除楊、南二人之外的當事人證實。一個細節是，原本為楊秦玉做無罪辯護的郭建律師，在開庭的頭一天晚上將辯護狀由“無罪辯護”修改成“有罪辯護”。

　　“律師很不高興，本想在稷山打一個漂亮的官司，誰知我限制了他”。楊秦玉搖搖頭，“真是誤人誤己”。

　　5月25日，遠在西安的郭建律師在接受采訪時承認,“我們開始是做無罪辯護的準備”，對于其他，卻不愿多談。但他對此案的審判程序提出了異議：本案中一方是該縣黨政“一把手”縣委書記，該案所有辦案單位和人員都受其領導，應當集體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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