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8日晚，云南省呈貢縣馬金鋪鄉白云村農民朱文學請要好的鄉親在家吃飯，席間他給了8歲的兒子朱清幾元錢，叫他去買包煙。誰知朱清與兩個小伙伴一去就沒有回來。

　　正當幾位家長發動全村人四處尋找的時候，朱文學接到一個陌生男人的電話，稱3個孩子在他們手上，并開出了15萬元贖金的條件。他們隨后在慌亂中報了警。誰知第二天中午，孩子們卻拿著綁匪給的20元車費平安回家了……

　　這個如同電影情節一般離奇的綁架案發生在云南省呈貢縣。

　　為還債謀劃“敲詐”

　　今年1月27日，云南省晉寧縣農民余有在大街上遇見昔日“獄友”張洪林。張洪林說自己打算去楚雄替人拉砂，并邀他同去。第二天下午，余有帶著僅有的120元，坐上了張洪林租來的“長安”面包車出發。

　　行至半路，張洪林突然說不去楚雄了，要“哄幾個娃娃詐點錢”。

　　余有說：“偷只雞、狗我倒敢，這種事情做不得。”張洪林說：“沒事，出了事我扛著。”見余有仍然猶豫，張洪林便說先吃晚飯。幾杯苞谷酒下肚后，余有膽子也大了，決定跟張洪林去“整一出”。

　　今年40歲的余有曾因搶劫、盜竊罪被判入獄4年零6個月。在獄中，他結識了張洪林。余有覺得張洪林這個人“比較機靈”，也“夠義氣”。出獄后，余有與妻子離了婚，兒子也早早離家打工。他把家里的兩畝多地租了出去，自己靠賣水果、打零工勉強維生。這一回他正為年關將近、自己還欠著3500元外債而發愁，張洪林一勸，他很快就心動了。

　　張洪林出獄后以開大貨車為生，幾個月前賭博輸了10多萬元，過年前債主逼得很緊，他走投無路，就開始想到“敲詐”。謀劃了幾天后，正巧遇上余有，便拉他入伙。

　　綁架3名小孩勒索15萬

　　天快黑時，兩人駕車來到離晉寧縣城三四公里遠的呈貢縣馬金鋪鄉白云村，看見3個七八歲大的小男孩往村小賣部走。張洪林停車叫住他們，問農貿市場在哪兒，掏出10元錢請他們帶路。

　　這3個小孩正是朱清和他的小伙伴。他們沒有絲毫懷疑便上了車，還直說要去買鞭炮，張洪林便說帶他們去昆陽買。一路上，余有連哄帶騙逗得孩子們不但忘了時間，還將家庭狀況和電話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沒過多久就東倒西歪地在后排睡著了。張洪林順勢一直往前開，一個多鐘頭后才將車停在了70多公里外的玉溪。

　　停車后，張洪林向余有要了100元買了一張新的手機卡，又指示余有如此這般打電話要錢。他解釋說，自己的口音與呈貢口音太相近，余有的口音比較像外地人，更容易引起家長的恐慌。

　　于是余有撥通了朱文學的電話，聲稱孩子在自己手上，“搞點小錢”，叫朱文學準備15萬元，并警告他不許報警。隨后張洪林將車開回玉溪與呈貢之間的晉寧縣上蒜鄉牛戀村的大山上過了一夜。一邊催款，一邊勸說同伙放人

　　第二天早上7點多，余有再次打電話給朱文學，叫朱文學將錢存入張洪林事先準備好的一張農行卡上。朱文學問到孩子的安全，余有不顧張洪林的反對，叫朱清過來與父親通話。

　　余有說，朱文學在電話中囑咐朱清乖乖聽話、不要隨便亂跑，爸爸拿錢來贖你。而這一頭，3個小孩笑成一團，朱清隨口答應了幾句就跑了。

　　隨后，張洪林開車去昆陽查看贖金是否到賬，叫余有好好看著3個小孩。余有先是把僅剩的一包餅干和一瓶礦泉水分給了孩子們，然后陪著他們聊天、打鬧。他說，當天學校要考試，孩子們大概因為可以逃學而玩得很瘋，在地上寫字，捉小蟲，7歲的段霄甚至爬到了他的肩頭玩耍。

　　余有說，在陪著玩鬧的時候，孩子們的天真無邪讓他想起了自己的兒子，“我就想如果我兒子不見了，我會多著急”，所以開始后悔做這件事。正好張洪林打電話來，說昆陽有很多警察，自己不敢去銀行，叫他再次打電話給朱文學，確認是否匯了錢。余有便說：“別要錢了，快回來吧！”，但張洪林叫他“再等等”。

　　又過了兩個小時，張洪林再次打電話來，稱自己在玉溪，查到銀行卡上并無分文，叫余有再問問朱文學。朱文學回答說還差6.4萬元，余有便叫他快些準備好。

　　根據警方偵查記錄，1月29日上午，余有多次打電話給朱文學，催其將錢存入指定賬戶。余有說，自己一邊在張洪林的指使下催款，另一邊又不在斷地勸說張洪林“不要再做了”，叫他快些回來，“再不回來我就把娃娃放了”。這一點得到了張洪林的證實。

　　僅有的20元送給孩子回家

　　一上午的矛盾與掙扎后，中午12點，余有下定決心把3個孩子放了。他說，這是因為自己良心發現，同時也害怕警察找上山來。本想自己親自送他們回家，但怕被家長打，而且，他身上只剩下20元了。

　　他把孩子們叫過來，問年齡最大的楊廣宏知不知道家住哪里、認不認識“昆陽”兩個字。看著楊廣宏在地上寫下這兩個字后，他把最后的20元給了孩子們，教他們一遍遍背熟了坐車的路線。

　　最后，身無分文的余有站在山上，目送3個孩子下到半公里多外的公路旁，攔下中巴車后，自己也下了山，走了3個多小時回家。

　　他又累又餓，一頭倒在沙發上睡著了。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張洪林來了，責怪了他幾句，又拉他去吃飯。余有說：“我不去，我再也不信你了。”張洪林只好自己走了。

　　又過了半個小時，警察來敲他的門，余有沒有絲毫反抗。他以為，自己沒有傷害孩子，也沒有索要到錢財，只要交待清楚問題就沒事了。

　　“善良綁匪”被判6年引爭議

　　2007年5月24日，云南省呈貢縣人民法院對張洪林、余有綁架案進行了開庭審理，并當庭宣判，以綁架罪判處余有有期徒刑6年，并處罰金3萬元；以綁架罪、合同詐騙罪，判處張洪林有期徒刑12年，決定執行11年,并處罰金6.5萬元。

　　判決一出，評論四起。有網友質問：對余有的判決量刑太重，豈不是讓綁匪沒有了退路？

　　“我把娃娃放了，難道不是悔改嗎？”

　　對于這個判決結果，余有雖不打算上訴，但他在心理上還是不能接受。“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傷害娃娃，反而一路上照顧他們，和他們一起玩。后來我良心發現，把身上僅有的20元也給了他們，自己走路回家，難道這不是悔改嗎？”他說。

　　木訥的余有描述不出自己“良心發現”的心理轉變過程，只是不斷強調自己“對孩子們很好，孩子們對我也很好，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兒子。”

　　他說，孩子們剛上車時嘻笑的聲音有點大，他曾威脅過“不許說話，再說就不送你們回家了”，這是他對他們說的唯一一句重話。除此之外，他和張洪林一直細心照顧孩子們，夜晚的山上很涼，兩人不但把車里的暖氣打開，余有還脫下外套蓋在年齡較小的朱清和段霄身上。段霄爬到山上一所破房子的殘壁上面走路，余有擔心他摔下來，還一路跟在墻根保護著。

　　余有認為，他們與孩子們建立了一種很特殊的信任關系。他們曾經當著孩子的面給朱文學打電話要錢，孩子們應該已經知道自己受困，但他們似乎并不害怕。孩子們在山上玩時覺得口渴，余有就拿著空礦泉水瓶到山下去打水。20多分鐘后他回來時，孩子們仍在原地玩得不亦樂乎。并且，在余有將餅干分給孩子們時，他們都拿出幾片來讓給他吃；臨走前，3個孩子還依依不舍地說“叔叔再見”，并邀請他下次去家里玩。“這些都說明我們對他們很好。”

　　一名曾經參與了尋找孩子們的白云村村民證實，1月29日下午2點多，當村民們在離白云村三四公里外的公路旁找到3個孩子時，他們顯然還是對剛剛擺脫的危險狀況懵然無知——下了中巴車后，孩子們還各吃了一碗米線。事發至今幾個月，雖然遭到家長訓誡，但他們并未表現出后怕的情緒。

　　是走投無路還是法律意識淡薄？

　　然而，1月29日下午帶隊抓捕余有的呈貢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原大隊長王云山不認為余有是“良心發現”：“在法庭上，余有為了爭取表現、換取減刑，當然這么說。但我們認為，他當時察覺到朱家可能報了警，害怕被抓才放走人質。”

　　王云山說，余有平時游手好閑，家里有地也懶得種，常常做些偷雞摸狗之類的事，派出所的民警都認識他。他曾經有過犯罪前科，是個“老油條”了，知道怎么對付警察。

　　王云山用一個細節來佐證自己的觀點：他們抓到余有后，余有并沒反抗，但他事先把本案的關鍵證物——那張用來與朱文學聯系的手機卡扔到了沙發后面，并對此裝傻，足見其狡猾。

　　承辦此案的呈貢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陳衛華對余有放走孩子的原因還有另外一種看法。他認為，一方面是確如余有自己所述，心里尚存人性，但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法律意識太淡薄了。

　　“兩人都是普通農民，張洪林因為欠下賭債萌生了敲詐勒索的念頭，余有也稀里糊涂地跟著去做。”陳衛華說，他們主觀上只想拿點錢就放人，根本不知道“敲詐勒索”與“綁架”的區別，也意識不到這種行為的嚴重性和危害性。

　　余有回家后，張洪林找上門來，責問為什么不跟他商量就把人質放了，但是他也僅僅是責怪幾句，覺得“放了就放了”，沒想到警察會找上門來。犯罪既遂，還是犯罪中止？

　　余有的行為是犯罪既遂、犯罪未遂還是犯罪中止，成為了當天法庭辯論的一個焦點。

　　為余有代理辯護的呈貢縣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律師李青提出，余有是受人邀約參與犯罪，在犯罪過程中明知沒有索要到贖金，還主動拿錢給孩子們回家，是犯罪中止，并且認罪態度好，應從輕判處。

　　而承辦此案的呈貢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陳衛華認為，在余有放了3名小孩之前，綁架罪已經實施完畢，是犯罪既遂。至于余有主動將3個小孩放回，是他在犯罪之后對人質實施的處置行為，屬于悔罪表現。

　　陳衛華說，綁架罪是目的犯和行為犯，張洪林和余有主觀上具有勒索財物的目的，客觀上實施了綁架3個孩子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的行為，就齊備了綁架罪的全部構成要件。

　　最后，法庭采用了控方意見，認為張洪林和余有主觀上有綁架勒索的故意，客觀上剝奪了孩子們的人身自由，并且造成了親屬對孩子人身安危的擔憂和焦慮，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而送孩子回家的行為是犯罪后對被害人處置的后續行為，是悔罪表現，但仍然構成綁架罪。在具體量刑上，考慮到余有在案中處于從屬地位，且有悔罪表現，依法減輕了處罰。

　　量刑適中，還是不夠人性化？

　　由于綁架對社會的危害非常大，根據我國法律，綁架罪的起刑期是10年。盡管余有的刑期已按起刑期“打了六折”，仍然招來了不少批評。許多人認為，本案定性正確，但量刑上似有不妥，法官沒有充分考慮到綁匪放走孩子的感人細節，判決沒有體現人性化。

　　偵破過多起綁架案的王云山說，綁架案的社會危害性在于，大多數情況下綁匪即使獲得了贖金，也擔心被人質記住相貌特征，極有可能“撕票”。像余有這樣“善良”的綁匪實為鮮見，從這一點來說，應該考慮減刑。但王云山認為6年的刑期是適中的，“不然怎么體現法律的震懾作用？”

　　陳衛華也認為量刑適中，體現了人性化。他說，按寬嚴相濟的政策，呈貢縣人民法院綜合考慮了此案中兩名案犯的主觀惡性、對社會的危害和認罪態度，“雖然張洪林和余有對孩子沒有過打罵等過激行為，也沒有給受害人家屬帶來財產經濟損失，但是令家長擔驚受怕，給孩子帶來的心理傷害也許是隱性和持久的。”

　　但是批評量刑過重的意見認為，余有試圖犯罪，并且實施了犯罪行為不假。但是，他沒有使用暴力，而且良心發現，幡然悔悟，把孩子送回了家。他想做個好人，但是卻依然面臨6年的牢獄和3萬元的罰款。“這個判決似乎是在暗示，以后的綁匪，要么不要去綁架人，要么你做得狠一點。”

　　一名說：“綁架罪是不輕，但是事實本身并未給受害人造成實質的傷害，他們判輕一點或重一點，也許會直接決定下一個綁匪是被感化還是被迫強化暴力。如果有一天危險真的來臨，最可怕的不是危險分子本身，而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碩士劉楊說，無論余有出于什么原因釋放人質，其行為的結果并未造成太大的、實質性的危害，應該倡導像這樣的情節多考慮一下量刑輕點，鼓勵犯罪分子中止犯罪。(文中未成年人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