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首次公開披露了本市三個主要的毒品市場：豐臺區的萬泉寺、宣武區的灣子、海淀區的魏公村。

　　警方表示，在持續大規模的打擊下，這些地方的“毒品交易已不再像原來那樣呈半公開化，毒販和吸毒者在交易時已經完全轉入了地下”。

　　這意味著，警方打擊毒品交易已取得一定成效，同時，上述三個地區吸毒、販毒現象仍然存在，但更為隱蔽。

　　6月5日至7日，本報記者獨身走訪了這三個地區，透過一個個普通的當地居民的眼睛，感知毒品存在的蛛絲馬跡，并力圖感受毒品交易猖獗之時，罪惡和病毒滋生蔓延的場景，以及這一場清毒風暴過后，人們酣暢淋漓的心情。

　　“遠離毒品！！！”跨越世紀的口號，全世界人民深入骨髓的認識，與之相伴的，卻是新型毒品的不斷出現以及涉毒人群的逐漸擴大。在金錢與暴利的澆灌下，邪惡的罌粟花依然迎風展露她妖嬈的微笑。

　　6月26日，第20個國際禁毒日即將來臨，人類與毒品的戰爭，仍在繼續。

　　“捷后”萬泉寺

　　萬泉寺村民王占理路過自家出租屋前，半掩的門后，一個男人正在給自己注射“藥品”。

　　走過一段路后，王占理才猛然意識到，那藥品可能是毒品。就那么如同電影鏡頭的一閃，讓他“雞皮疙瘩都跳了出來”。

　　2006年4月份，那個男人帶著妻兒搬過來時，王占理還在為其支付的高額租金所慶幸，一間不久之前搭建的房屋，僅僅10平方米左右，卻租出了700元/月的高價，而同樣的住房，通常只能租到一半或更低的價格。

　　隨后，通過介紹，更多的人租下了王家的房子，王家鄰居的房子，同村一些居民家的房子，“直到有70至80戶”。

　　平日里，王占理很注意觀察這群被他稱之為奇怪的人，“他們與其他租房的外地人不同，喜歡抱成一團，很少與外人交流”。

　　去年6月初的一天，在萬泉寺村開小賣鋪的劉勝利在公共廁所里第一次看到一次性針管，他以為是小孩子玩后丟棄的。不久，越來越多的一次性針管出現在公共廁所里，村里的犄角旮旯里，甚至他家的門口。

　　劉勝利介紹說，萬泉寺村分為6個生產小隊，涉毒人員主要租住在萬泉寺村東北角，他所在的第6小隊，“居民家屋前凡是堆著很多磚頭的，之前都是違章建筑，原來里面住的就是那群人”。

　　“當確定這幫人里有人吸毒甚至販毒時，已經趕不走了。”王占理感覺自己身邊放了定時炸彈，6、7月份的時候，他都不敢去收租。

　　劉勝利的小賣鋪離涉毒人員的租房不遠，“一到晚上，巷子里是出不來進不去，人多的有點像菜市場”。他最膩味的一件事是：有人在他小店門前進行毒品交易。一到晚上，當有陌生人走到他那門口，掏出手機打個電話，然后駐足等待時，劉勝利通常會不耐煩地對那人揮揮手說：“到里面買去！”

　　“穿著運動鞋，四五個人一群，到我店里閑聊或四處轉悠的，大多是‘便衣’。”在去年下半年，“便衣”開始三天兩頭出現，“大多數時候都不會‘空手而歸’”。

　　然而，因為各種客觀原因，毒品交易一度在萬泉寺地區泛濫開來，有時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

　　“他們一次賣得量也不多，就100-200元/包，被抓了可能也定不了罪。”王占理這樣理解，他的租戶就有幾個被公安機關帶走過，但大多放了回來。

　　發現有大量人群涉毒后，除公安機關的打擊外，“萬泉寺村委及所轄區政府都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名萬泉寺地區政府工作人員說，“現在村里有24小時巡邏人員，并在重要地段安置了監控設備。”

　　上午10點，兩位戴著頭盔，手拿警棍，在村里巡邏的萬泉寺大隊工作人員向記者證實：“白天8點半到下午5點，由萬泉寺大隊負責巡邏，晚上由巡邏大隊巡邏；好幾個月前就開始了。”

　　2007年6月5日，記者幾乎走遍萬泉寺村每個角落，琳瑯滿目的食品店、小飯館、理發店突出了村里外來流動人員眾多的特征；而不規則交錯的巷子四通八達，“很容易逃跑”。

　　記者以想租房的身份詢問當地一位年長者時，她建議在萬泉寺村西南角一處新樓盤里租住，“比較安全，好多地方有人販毒，厲害著呢。”萬泉寺村“萬潤風景”小區的一位保安反問記者，“如果毒販子就住你家隔壁，你能感到安全嗎？”

　　“去年年底，在政府及巡邏大隊的支持下，萬泉寺村對現住租戶進行了‘清理’，轟走了一批人，但因為漏下了幾戶與涉毒人員有聯系的人家，也因為個別居民為高額租金所動，導致年后涉毒人員再一次聚集。”第6小隊一名知情的工作人員說。

　　2007年3月底，在萬泉寺村一間出租屋內，半夜出動的警方查獲大量海洛因，有村民說是400克，也有言辭鑿鑿者稱有700克；房東也被罰了8000多元。此后，隨著警方打擊力度的加強和違章建筑的拆除，涉毒人群逐漸消失。

　　一個曾租房給涉毒人員的房東告訴記者：“這些人中，一部分來自西客站灣子那一帶，因那邊打擊得厲害才搬到這里；現在其中一些人搬到了木樨地和清河附近。”

　　談到對那些涉毒人員的印象，這位房東說：“除了販毒吸毒，不講衛生外，這幫人還是挺本份的，自干自的，與當地人互不干涉。”

　　這與宣武區灣子的涉毒人員似乎有很大不同。

　　“清理”中的灣子

　　“找毒販？往前走。”6月6日，在灣子路東邊的一處商店內，當記者開口“前幾天，北京市公安局公布了本市三個毒品市場……”一名服務人員沒等記者說完，指著不遠處說道。

　　在此之前，有媒體報道稱，灣子東北角的平房內有涉毒人員，通常在路邊的特色餐店和公共廁所內交易。

　　記者在路旁一家商店存放了隨身攜帶的相機、錄音筆等工具后，只身進入那片平房。平房區內，每間房子的面積都不大，巷子內堆放著一些雜亂的物品，使原本狹小的空間更為局促。腳下總是潮濕的路面，有幾個婦女正在門口清洗衣物。

　　面對一個外來者，平房區內的居民始終盯著記者，偶有指指點點、交頭接耳者。

　　路口的店面，和大多數普通小店一樣，只是里面沒有客人，幾個伙計正在外面乘涼聊天，或無所事事。

　　“上禮拜來了一大批警察，連警犬都出動了。”住在附近的許明智說，“把那家飯館抄了，很多東西都被拉走了，還帶走了幾個人”。

　　“2005年的時候鬧得最兇。”在灣子東北角居住了10多年的高大媽說起這邊的毒品市場時咬著牙，一臉怒氣。她告訴記者，四五年來，灣子附近就聽說有毒品交易，但自己從未親眼所見。3年前，灣子東北角開始拆遷，在原來的住戶搬走后，房子還未拆之前，突然來了一批外來人員居住，并且越聚越多，住不下了，就自己搭建棚子住。

　　“后來，這邊的毒品交易便出了名了。”高大媽說，“我從樓上往外看，經常能看到毒品交易；那群人把毒品到處亂塞，墻角里、磚縫里，交易的時候再拿出來。”“當地居民直接把這塊地方叫做‘毒品村’。”

　　此后2年內，夜幕一旦降臨，高大媽再也沒允許一同居住的外孫女走出家門一步，“晚上連大人都不敢出去，那群毒販子到處亂竄，還偷東西、搶東西；有錢的，能走的都搬走了。”

　　在那片平房不遠處，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員對“灣子的亂”深有體會。“2005年下半年，在這里走動都可能有危險；偷、搶隨時可見。”

　　附近一家公司的保安告訴記者，當時嚴重到公司的員工上下班都不敢提包和打手機，一連發生了幾次員工在大門口被搶筆記本電腦的事。

　　讓路旁一家商店的女店主尤為恐懼的是那群人的眼神，一清早開門，那群人就在馬路邊上蹲著，“盯著你，稍不留神，抓了你店里的東西就跑，躲進平房區內；5分鐘后，換了一身衣服又出來了。”

　　眼見著自己的東西被搶走，可誰也不敢追進平房區內。“說實話，一兩個民警都不敢進去，更何況普通民眾了”。“2006年初，一個賊偷了輛車逃進平房區，一個交警看到后追了進去，結果挨了一板磚。”這名店主回憶說。

　　“是毒品，讓魚龍混雜的人聚集了起來。”附近一家開了多年食品店的店主張勇說，以前經常有路人向他打聽：“嗨，哥們，這哪有賣粉的？”

　　2006年2月份，張勇去路旁一公共廁所時，第一次近距離地親眼所見毒品交易。“他們只看了我一眼，根本沒有避諱的意思”。5個月后的一個下雨天，同樣在那個廁所，張勇擠進人群，看到一個20多歲的女子躺在地上，身旁掉著一根針管。后來聽說，該女子是因注射過量毒品致死。

　　“一年半之前，警察加大了對毒品和偷搶行為的打擊；另外，因為各個工地陸續開工，大片平房被拆，現在毒品交易已經越來越少了。”張勇說。

　　“只是不那么明目張膽了，其實還有。”高大媽小聲說道，“你要長時間注意觀察，就能發現。”

　　這一點至少有物證證實。

　　記者等待多時，終于找到一名負責清理該地區的清潔工人。他向記者透露，每天清晨，在收拾平房區附近的垃圾桶時，仍有一些一次性針管出現。“以前，多的時候，每天都有幾大包；現在少了些。”

　　“最早的一批涉毒人員，聽說是從西三環附近，魏公村那一帶跑過來的。”高大媽說。

　　從魏公村到增光路

　　“現在這里的治安好著呢。”6月7日，記者來到魏公村，在南北相通的社區街道里，一位臂戴“治安巡邏”袖章的工作人員稱，他早已看到魏公村被列為三大毒品市場之一的報道，這讓他感到驚訝。“聽說過一些毒品交易的事，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現在早就沒了”。

　　記者在魏公村轉了幾轉，采訪了十多名當地居民，大家紛紛表示對毒品市場不知情，“至少沒有公開化，所以普通民眾不知道”。一位居民如是說。

　　“那是近10年前的事了。”朱木森在魏公村修了10多年自行車，對10年前的場景還記憶猶新，“當時這地段集中了大量吸毒、販毒人員，一些小攤販一邊做買賣，一邊販毒，甚至自己也吸食毒品”。

　　他指著魏公村北角韋伯豪一帶說：“那里曾經都是平房，有不少毒販，污穢不堪；后來建了高樓，有正規物業和保安，毒品交易自然就消失了。”

　　毒品交易的“消失”不禁讓記者松了一口氣：在魏公村及附近，大學林立，有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社區內亦有小學、中學，學生模樣的人隨處可見。

　　而一個長期在魏公村附近拉活的出租車司機卻告訴記者：“毒品交易肯定存在，只是由原來的公開轉到地下了。”今年4月底晚上11點左右，從紫竹橋那上車一男子，到魏公村。上車后，該男子渾身顫抖。

　　司機關心地問了一句，他說沒事。

　　“哥們，您肯定不吸吧？”對方問。

　　“吸什么？”

　　“吸粉。”

　　停車后，男子扔下50元錢，沒等找零，就跑向了通往民族大學西路的一條巷子里。

　　“想找毒品交易地，可以去離魏公村不遠的增光路看看。”出租車司機建議記者。

　　下午1點50分，記者到達增光路東口。附近一名交通協管員稱記者找對了地方，他指著向西的方向說，“在紅綠燈十字路口附近，長年有毒販出沒”。

　　他告訴記者，在6、7年前，因為平房拆遷等原因，一些外來人員開始聚集在此，其中包括一些涉毒人員。“前幾年還鬧得厲害，經常看到警察抓人，一問，基本是抓了吸毒或販毒的；但隨著道路兩邊的改建，一些涉毒人員已逐漸搬離。”

　　“那邊還剩下一小塊平房，你要膽大就進去看看；最好是別進去了，被那群人盯著，后背發涼。”

　　離紅綠燈不遠，增光路21號院外的馬路長椅上，一位居住在此已四五年的老人劉榮光說：“去年夏天，馬路邊上還到處是販毒的女人。”

　　午睡過后，劉榮光喜歡在馬路邊的長椅上靜靜坐會兒，而這兩年，他眼前經常晃悠的場景的是：有人直接走到一個女人身旁，互不交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女人直接上前詢問路人是否要粉，討價還價后，要價300-400元/包的毒品最后可能150-200元/包成交；直到有一天，來了一堆警察，一些人被押進了警車。

　　日復一日，老人直問記者：“現在的人都怎么了？”

　　在老人的指點下，記者走進被其稱之為“曾經是毒窩”的平房區內，在一個小巷子里，幾家飯館都大門緊閉，個別已是人去樓空。在一家特色飯館門前的臺階上，一個30來歲的男人坐在地上，捏著一個煙頭深深地吸了一口，頭隨著煙的吸入而揚起，一臉的滿足。難以辨別，這是在享受午后的愜意，還是吸煙帶來的“快感”。

　　臨走之前記者鼓足勇氣問了一句：“以前住這的人都去哪了？”

　　“都散了。”男人冷冷地回答。

　　(文中被采訪者均為化名)

　　作者 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