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兩次不公開開庭審理后，南京老人徐聯的心終于可以暫時放下來了。這樣的一個官司，放在誰的身上也不會輕松：她和三個老兄弟姐妹聯手把也到了古稀之年的弟弟徐乾告上了法院。

　　老兄弟姐妹五人對簿公堂，在淮安司法界也引起了小震動。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被告徐乾有著特殊的身份，他是淮安市(原淮陰市)的前副市長，也擔任過淮安市政協的副主席。

　　官司的由頭看起來并不復雜：遺產。但說起來也復雜，因為僅以證據提交給法院、要求分割的財產就讓人咋舌：包括潘天壽、于右任等名家作品在內的幾十幅字畫。

　　同時，這個案子也并不單純是個法律問題，用涉案律師的話說，“還牽扯著復雜的倫理和道德問題”。

　　這次，原告方是除了徐乾以外的四個兄弟姐妹，被告則是徐乾。“我們提出的標的是340萬，其中40萬是房產，300萬則是字畫。”

　　這些字畫不在手中，無法評估，何以確定300萬元的價值？據原告之一徐巖的代理人姜周曙介紹，確定300萬的原因有兩個考慮，一是從訴訟費角度考慮，二是借300萬的標的直接把一審遞進了中級法院，“以便于二審能到江蘇省高院審理”。

　　姜周曙是大哥徐巖的女婿，同時也是杭州一所大學的教授，他稱實際上字畫的價值可能遠不止于此，而這并不是四個原告訴訟的本來目的：“我們真實的想法是，把這個事情的是非曲直搞清楚。”

　　雖然看起來此案并不涉及太多的家庭或個人隱私，但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還是對此案作不公開審理，因此，記者沒有能旁聽此案。

　　但據介紹，庭審的秩序井然，而法庭調查和辯論的焦點也正集中于那近40幅字畫上。

　　“這幾十幅字畫到底存不存在，現在在誰的手中，是整起案件的焦點”，姜教授介紹，被告徐乾幾次開庭都沒有到庭，一直是他的代理律師和子女出庭。

　　“他本人不否認那張在1997年8月16日寫的目錄出自他的筆，但他說，這只是一個清點目錄，并不是保管的憑證，也就是說畫不在他的手里”，姜教授說。

　　姜周曙也知道自己一方提出的證據是有缺陷的，“這張目錄確實并不能作為一個保管的證據，但我們可以簡單地推理一下這件事”。

　　他說，五個子女中，只有徐乾一個常住在淮安，而且事實上，徐伯璞的家在老人住院期間已經被徐乾出租，租給了一個培訓中心。

　　“這么名貴的字畫，在被出租給別人開培訓中心之前，按照常理會不會把字畫摘下來運走？出租房屋沒有經過其他兄弟姐妹的同意，其他人根本不知情，那這些畫去了哪里？”他說。

　　“要是畫沒被自己人收好，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被盜了”，徐聯說，如果是被盜了，徐乾必然會在法庭上出示證據，以示自己的清白，但他沒有在法庭上出示任何證據。

　　字畫究竟在誰的手中？

　　父親當年“驚天一捐”

　　想要全面了解這個案件，就不能不談到一個人，這就是徐聯、徐乾兄妹五人的父親———徐伯璞先生。

　　徐伯璞先生是山東肥城人，1901年出生，早年留學日本，解放前曾任山東省督學、教育部國民教育科長、代理司務等職，解放后，徐伯璞任江蘇文史館員直至退休。2003年4月，百歲高齡的老人在淮安逝世。

　　徐伯璞先生一生最為人稱道的是兩件事情，一是在抗戰結束后，因避戰火而西遷貴陽的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36278冊重歸故里擺上議事日程。徐伯璞任職教育部主管文博事業，他以全家性命擔保，雇調5輛汽車，押送《四庫全書》回文瀾閣。一路歷盡艱難險阻，最終將《四庫全書》安全運至杭州。

　　其二便是在晚年的一次慷慨義舉。1984年，徐伯璞把自己珍藏的書畫珍品、精品共計107件捐給了當時的淮陰博物館。

　　這107件珍品中，較為著名的有于右任的“八頁家書”、楊仲子的鐘鼎文、齊白石的延年圖、徐悲鴻的立馬圖和柳鵲圖、潘天壽的佛壽無量圖、呂鳳子的仕女圖、張大千的山水畫軸等。

　　此事在當時的江蘇文化界引起了巨大轟動，后來被人稱為“驚天一捐”，這些珍品至今仍是淮安博物館的鎮館寶貝。不過，徐伯璞先生捐出的只是自己收藏的一部分，他仍留下了數量可觀的書畫珍品自己收藏，這也是眼前這起案子的根源所在。

　　留下的字畫“突然沒了下落”

　　據原告之一的徐聯老人說，2003年4月，父親逝世后，尚遺留了于右任、潘天壽、陳立夫、李可染、呂鳳子、汪亞塵等名家字畫40幅，以及父親創作的字畫29幅、金石篆刻28枚。

　　至少在1997年以前，徐伯璞收藏的這些字畫都放在他在淮安石塔湖的住房，一幢獨門獨院的小樓里。

　　據徐聯說，這幢樓是當時的淮陰市政府對老人慷慨行為的回報。

　　兄妹五人中，只有排行老三的徐乾定居于淮安，另四個兄弟姐妹分居于上海、杭州和南京。

　　“徐乾是在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了當時還是淮陰管轄的沭陽做了老師”，徐聯介紹說，后來徐乾通過自身的努力，成為了淮陰市分管文教的副市長。

　　一個書香門第的家族其樂融融，直到2003年4月，徐伯璞老人在淮安逝世。

　　徐聯告訴記者，就在父親去世后，幾個在外地的兄弟姐妹才覺得有點不對勁，“我們想清點一下老人的遺物，這當然也包括老人非常喜愛的那將近40幅字畫，但發現，字畫突然都沒有了下落”。

　　在喪事料理完畢后，老兄弟姐妹五人坐在了一起，商討徐伯璞留下的遺物處置問題，但不歡而散。

　　“我們提出來，將老人的遺產，字畫和房產作六份分掉，五個兄弟姐妹加徐乾的長子，因為他長期和爺爺住一起，也有照顧徐乾一家的意思，但這個方案沒有得到他們一家的同意”，徐聯說。

　　小妹徐綿當時希望用親情喚回大家的平心靜氣：“都這么大年紀了，也是親兄弟姐妹，多一點少一點都好說。”但與事無補。在這一次不歡而散的會面當天，四個外地的兄弟姐妹就離開了淮安。

　　大姐徐聯說，兩年后的2005年3月，自己和妹妹又去了淮安，再次與弟弟見面談遺產一事，“我們表明的態度是，不是圖錢或東西，只是想留點父親的遺物作紀念，也對下一代有教育意義”。

　　這次會面甚至談到了徐聯后來都認為有點離譜的“抽簽分字畫”，但仍然沒有效果，再次不歡而散。

　　回到了南京后，徐聯和幾個兄弟姐妹商量了一下，決定起訴。于是便有了第一次訴訟，“當時我們放在了淮安市的清河區法院起訴，但在立案之后，我們又撤訴了，以為徐乾可以顧及到手足情義，但誰料到事情并沒有解決”。

　　據徐聯說，撤訴的原因是以為弟弟會從家庭榮譽著想，把事情圓滿解決，但“足足等了一年多，仍然沒有消息，沒有辦法只得再次走進法院”。

　　老兄妹上法庭打官司

　　一紙清單成了爭議焦點

　　徐聯回頭想來，實際上，一切早有征兆。

　　“1997年8月16日，父親大病初愈。我和妹妹徐綿來到淮安父親的住處，根據老人意愿，我準備將父親接到南京調養”，徐聯回憶說。

　　徐聯說，當時父親的思維還是很清晰的，他既想到南京休養，又很不放心家中字畫安全，其擔心的理由當然只有父親心里清楚。

　　“為保險起見，父親便喊我和妹妹徐綿，以及弟弟徐乾到小樓的二樓書房，說墻上的掛畫(字)不動，保持原樣，他到南京過一段時間就回來”，徐聯說，父親要求三兄妹將藏于自己書房的字畫清點登記，說著便到房間抱出字畫來。

　　徐聯說，當時有徐綿在場、自己和徐乾當著父親的面，對父親藏于書房的字畫一張一張清點，由徐乾親筆登記，列出清單。

　　不料想，就是這張清單后來成了兄弟姐妹五人上法庭的重要證據和辯論焦點，也成了整個案件最富戲劇性的一環。

　　“登記完畢，我就保管著這張清單，而徐乾就把畫抱走，父親也就在第二天的8月17日和我到了南京，一直住到了1999年的2月份。”

　　據徐聯介紹，1999年2月，徐伯璞回到了淮安，但不知何故只在徐乾處住了不到兩天，就回到了南京自己的家中，并于下旬轉去了上海小女兒徐綿家，“其間，父親不小心摔了一跤，就住進了醫院，一住就是幾個月”。

　　1999年5月，徐伯璞在家人的護送下回到了淮安，這一住就是四年，最終不幸于2003年4月1日逝世。

　　被告：我不知道字畫的下落

　　記者嘗試著電話聯系了徐乾，他首先拒絕了記者與他見面的要求。

　　在談到這些字畫去了哪里時，徐乾在電話里反問記者：“你問我去了哪里，我還要問你呢！”徐乾反復強調，自己“不知道”這些字畫的下落。

　　他同時重申，當年自己寫下的目錄，只是一個清點目錄，而不是保管的證明。至于父親屋里掛著的畫，自己“不知道”它們的下落。

　　據悉，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完成了此案全部的法庭調查，并將擇日宣判。昔日以父親的大義為豪的一家人，再面對那些曾引以為傲的字畫時，心里又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呢？(記者 言科 宗一多 汪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