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條“艾滋牙簽”手機短信在南昌流傳，短信稱有艾滋病患者在各飯館內使用牙簽，剔牙至出血后再放回去，蓄意傳播艾滋病。當地媒體接到“報料”后及時采訪，有關專家表示，艾滋病病毒在外界干燥情況下存活率很低，牙簽不具備艾滋病傳播能力，市民無須恐慌(7月25日《都市消費報》)。

　　牙簽也能傳播艾滋病，這無疑是條“恐怖”短信。在“艾滋牙簽”事件中，南昌當地媒體反應迅速，及時通過專家之口來辟謠，安穩人心，此舉值得稱道。然而，人們應該要問：政府有關部門人員可能也有收到過類似的“恐怖”短信，為什么沒有“主動”站出來辟謠？假如媒體也視若無睹、裝聾作啞，“艾滋牙簽”短信會不會越傳越離奇？是不是直至釀成大禍時，政府有關部門才打破“沉默”，來個姍姍來遲的辟謠？

　　這樣的設想并非毫無根據。從年初的北京病豬肉短信風波到前不久的致癌香蕉、SARS香蕉短信風波，哪一次不是短信風波早已闖下大禍，造成一定的社會危害，有關政府部門才如夢方醒，急匆匆披掛上陣？

　　短信是信息時代的一種社會輿情。而政府在一次次短信事件中的“遲鈍”表現，表明政府對這種社會輿情的忽視甚至漠視。

　　在諸多事件中，短信最初只是一種在親朋好友之間“友情提醒式”的傳言。傳播者大都是出于“好心”，“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如果斷定自己收到的是“謠言”，無疑，絕大多數人不可能再以訛傳訛。在傳言剛剛出現時，政府如果不是作壁上觀，而是將其視為重要的社會輿情，暢通、透明公共信息，及時科學引導輿情，端正視聽，“傳言”能嬗變為“謠言”嗎？(王小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