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門也行”

　　這3年來，他連一次相親機會都沒有，村里只有一兩個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盡管他已是村委會主任助理。

　　2004年底，夏明凱結束了在深圳4年的打工生涯，準備回家娶妻生子。

　　　村里現在有1／3的人在外打工，包括89名光棍。光棍們清晰地勾勒了一個思想變遷史。最早的一批壓根就不出門；隨后的一批出了門又回來了，他們多是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漢子，覺得還是應該回鄉娶妻。最近的一批，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輕男孩徹底沒有了父輩的思想束縛，他們喜歡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辦在了外地。

　　29歲的夏明凱屬于中間那一批，他到外邊的世界探了探頭，卻依然把山村視為歸宿。

　　夏明凱在深圳一家鞋廠打了4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鄉。“那里是沿海，經濟發達。”但2004年底，他還是回來了。“我現在很后悔。”

　　可以確認的是，父親的意見起了作用，“父親覺得還是家里好。”至于他，曾經比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鄉找個老婆。

　　他覺得在外面交女朋友很難：“我們條件太差、太窮，想來貴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騙過來也不是個好辦法。”一些女孩一聽說是貴州，第一反應就是：“那里很窮吧？”他很反感：“她們都沒有來過貴州！”

　　2002年秋天，他偶然認識了一個江西女孩，小他3歲。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學習技術。一來二往，兩人談成對象。有時女孩會問起他家鄉的情況，他刻意回避了。他想過帶女孩回家拜見父母，最后也放棄了，“我怕。”他說原因很復雜，在內心，連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家鄉。

　　這段不坦誠的打工情緣注定無法穩定發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帶夏明凱回江西過年，一名江西朋友卻告訴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這是那邊的風俗，他等于是給人當“上門女婿”去了。他臨陣脫逃沒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凱回到了牌坊村。帶著賺到的幾萬元，這本來足夠他籌辦一場婚禮。后來這筆錢投入了養殖業，到現在已養了二十多頭豬。

　　8月3日，他趁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機會，希望記者能幫他找個對象。“廣州、深圳那邊女孩挺多的，我上門(當女婿)也行。”

　　這3年來，他連一次相親機會都沒有，村里只有一兩個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盡管他已是村委會主任助理。

　　“這里的光棍大都吃苦耐勞”

　　“光棍沒有給村工作帶來什么問題，他們還是很支持工作的。”

　　約兩個月前，村委會主任楊學品接到電話通知，縣計生局要來檢查計生工作。一見面，他們的問題把楊學品逗樂了：“村里有多少光棍？”“有沒有治安問題？”

　　這是楊學品第一次把光棍和治安問題聯系起來。實際上，早在2004年，兩名英美學者合著的《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該書把中國、印度兩個人口大國的光棍跟安全問題掛鉤。這導致了當時一場辯論。

　　有一件事讓楊學品印象深刻。大概在1997年的一天，凌晨2點多，一群村民鬧哄哄地敲開了他的家門。他定睛一看，院子里一前一后蹲著一對男女，雙手捆綁，串在一起。

　　男的是43歲的光棍，家有6弟兄，只有他未婚。被綁的婦女住在他隔壁。幾天前，婦女的丈夫隱隱感到光棍和妻子有染，但抓不著證據。后來他撒謊說要外出打工，糾集了一幫親戚，在半夜潛回家中。當家門被踢開后，光棍被當場抓住。

　　楊學品的工作是調查有否強奸。“雙方是自愿的，互相看得起。”他說。他對光棍只是說服教育。丈夫不服，天亮后去到鄉政府，處理結果一樣。

　　南方周末記者在村里采訪，聽到各類事關男女的傳言，比如某家四個兄弟共一個老婆，某人在廣州打工和有夫之婦糾纏鬧出人命之類。仔細去問，均是語焉不詳查無實據。

　　每個季度，牌坊村的村委會將全村人集中起來學習婚姻法、刑法等法規條文。“光棍沒有給村工作帶來什么問題，他們還是很支持工作的。”楊學品蓋棺定論。

　　不過縣計生局下來檢查時，楊學品還是說了自己的心事：“既然你們下來檢查，請你們幫個忙，有對象的話介紹一下。”

　　村委會主任助理夏明凱希望能登個征婚廣告。他想替全村光棍征婚：“這里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吃苦耐勞，做事踏實，很多是初中以上文化。這里有鐵礦、煤礦、兩個溶洞。”他像是在招商引資，“通過招商聯姻，一舉兩得。”

　　“你是讀書，還是翻土？”

　　“我決不愿意孩子種地，讀書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這里了。”

　　35歲的董學彪看上去多了一則生活哲學：“先賺錢，后娶親”。過幾天，他準備外出打工，“我還年輕，要找點錢，風風光光討個婆娘，再過幾年就完蛋了”。

　　他的根還在牌坊村，打工更像是一種娶老婆的手段，但或許能在外面碰到合適的人選呢，“我也不知道以后的事”。

　　現在每逢過節，村里家家依然在祭祖。但觀念已經改變。30歲是一道涇渭分明的坎，父輩選擇固守家園，子女選擇離開。如今，后者的選擇，也成了父輩的強烈愿望。

　　21歲的鄧明學在湖南上大專，每年需要貸款6000元。他妹妹今年高考沒考好，準備復讀一年。小學六年級時，他曾不想讀書了。父親沒有罵他，第二天帶他去田里翻了一天土，晚上回到家，他累垮了。這時父親說話了：“你是讀書，還是翻土？”他沒有再猶豫：“我去讀書算了。”

　　“我們這一代讀書的意識很強，都想出去。女孩也想讀書，讀不了就出去打工。”鄧世杰說。他剛從南京一所本科大學畢業，正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實習，即將正式開始工作。他的兩個姐妹也都外嫁，村里只剩下父母。

　　回到村里，他穿著白襯衣，系著紅領帶。晚上父親放牛回來，滿身泥土，兩人恍如不同時代的人。在皎潔明月下，他構思著職業藍圖，計劃在5年后建立自己的公司。父親在屋里抽著悶煙，默默地收拾著碗筷。

　　有子女的單身漢也期盼孩子能走出去。老婆跑掉的董學奎，兒子已經跟他一般高，馬上要進初中了。每個學期100多元學雜費，每周還需20元生活費。去年，家里收成的玉米、大米換回2000元左右，供孩子讀書有些吃力。

　　但這不能動搖董學奎的決心：“我決不愿意孩子種地，讀書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這里了。”至于他自己，早已不再想著蓋房子，討老婆，“我只想安安靜靜生活了。”

　　董學奎家門前是山坳，可以望見遠處層巒疊嶂的山脈。在霧氣朦朧的天邊，他說那就是貴陽：“晚上燈光很大，整個天空都紅了。”他雙手合攏成圓圈，瞄著眼，望向想象中的貴陽。 （記者 何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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