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在國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中國一些專家學者卻在肆意“惡搞”。對此，香港《大公報》20日刊出署名“唐虞”的文章指出，優秀的歷史文化包括歷史名人，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惡搞”中國文化給世界帶去的是對優秀文化認同秩序破壞，給中國留下的是國家“軟實力”的“硬傷”。“惡搞”是對祖國文化、也是對世界文化的犯罪。

　　“惡搞”是對文化的犯罪，真是這樣嗎？如果是，那怎么解釋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與拉伯雷的《巨人傳》？《堂·吉訶德》不是“惡搞”了歐洲的騎士文學和騎士傳統嗎？《巨人傳》更是“墮落”，竟然“惡搞”了宗教傳統文化！按說，這也應該是對祖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犯罪”，可是指責過這兩部小說“犯罪”的那些人現在早已在遭受歷史的嘲笑之后“身與名俱裂”了，而這兩部小說卻因為“惡搞”權威文化而成了“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文學名著，深受歷代人民喜愛。在中國也一樣，《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也都是對歷史的直接“惡搞”，模糊了“忠孝”傳統的官方劃分；魯迅的小說《故事新編》也正是對《尚書》、《道德經》、《莊子》等傳統文化的“惡搞”。可見，“惡搞”不是總是傾向破壞文化的，反而“惡搞”有時還是促進文化茁壯成長的一個手段。

　　“惡搞”在內容上采取了十分“后現代”的敘事手段：它把神圣事物鄙俗化，把自詡高尚的作品降格、玩賞，它解構崇高、暴露虛偽。所以筆者認為，“惡搞”不但能有力地瓦解著自視甚高的精英主義，把目光投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商業文化，倡導校園和流行文化；還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并與僵化陳腐的傳統的和官方的藝術形式決裂，呈現一種民間狂歡節似的文化圖景。作為一種新生事物，“惡搞”必然要伴隨著各種缺點出現，比如高揚虛無主義的色調、拋棄一切責任觀念、縱容游戲心態，甚至帶有嚴重的商業炒作氣息等等。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求全責備的心態只會違背事物成長規律，壓制了新事物的自身完善。真正的“惡搞”雖然也是沖擊傳統、解構權威的，但是它是從民間樸素的價值觀念出發的。真正的“惡搞”，不僅不是反文化的，它還是具有強烈“人民性”的進步文化形式。

　　不要因為現在存在一些商業意識培育出來的、庸俗的、鄙陋的“惡搞”就進而全盤否定“惡搞”的合法性。“惡搞”是一個多維度的存在，就因為出了幾起褻瀆民族“文化偶像”的事件便對使用“權威話語”，對之大加撻伐，實在是太過偏頗、太過武斷。“惡搞”在拆解由官方、權威以及傳統制造出來的“話語迷宮”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進步意義。但是，“惡搞”也應該竭力避免惡俗的商業炒作，恪守自律的底線，以免貽人口實，一時玉石俱焚，豈不可惜！（作者：劉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