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注定同南京長江大橋結緣。

　　從2003年9月19日救起第一個人至今，他已在4588米的大橋上成功救助了126名輕生者。2006年，38歲的宿遷來寧務工者陳思，被授予中國志愿者的最高獎——“全國十佳杰出志愿者”。包括《人民日報》、央視、《紐約時報》、鳳凰衛視等百余家中外媒體都對他作過報道。

　　可就是這位擅長疏導輕生者的救人“英雄”，8月19日卻走進央視“心理訪談”欄目，向現場的心理專家訴說心中壓力，尋求幫助。陳思怎么了？8月21日清早，他在南京浦口盤城鎮江北村的“心靈驛站”里，向記者細說此次進京的原委和積壓在心中的煩惱。

　　煩心——自責不能解救更多的輕生者

　　資料顯示，每年有近200輕生者在長江大橋上獲救。陳思挽救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白天救人的場景、自殺者的慘狀，常常攪得陳思無法入眠，進而覺得，只要有人在大橋上輕生，都是自己解救不及時的過錯，為此痛恨自己而不能自拔。

　　心理學家楊鳳池告訴他，產生幫助別人的“共情”，是善良的心理行為。但“共情過度”，反而會造成“利他主義”的自我痛苦，這是需要加以防范的。要在行動中學會“速忘”，忘掉一切有損自己情緒的負面東西，及時騰空自己的心靈空間，才能接納更多的陽光，溫暖自己也照亮別人。

　　陳思說，經過心理專家的輔導，心里敞亮多了，也釋然多了。

　　相信自己的心態能慢慢調整過來。不過，他的煩惱遠不止25分鐘“心理訪談”的內容。

　　煩錢——自費救助弄得全家捉襟見肘

　　輕生者大多在身無分文后選擇棄世。而陳思每救起一個輕生者，除了勸慰外，還要為對方的生活埋單。比如就近找個小旅舍住下，買點吃的喝的，買點治頭疼腦熱的藥，買件在救助中被扯破的褂子，臨走再買張車票等等，都需要陳思跑腿、掏腰包。救人要緊，你能談錢嗎？

　　可陳思的腰包并不鼓。給私人老板打工一月千把塊，妻子打零工收入更低，還要供養女兒讀書。被救者少的住二三天，最長的住了28天。然而，他們離開后大多隱姓埋名，斷絕與他的聯系，更不用說經濟回饋了。日積月累下來，也花掉了他家七八萬元的積蓄，以致家里買房的計劃被一推再推。2005年，他的“心靈港灣”網站也因無錢養護而被迫關閉。

　　費時也是費錢。與妻子妥協，他只在雙休日騎摩托車上橋巡看。如果這兩天不上橋去上班，不也能掙到錢嗎？尤其是去年，為了安置被救者，他專門租了3間屋辦起“心靈驛站”，兩屋住人，一屋作南大心理志愿者的疏導室，給被救者安了個家。這個家外墻全涂成淡藍色，寧靜而醒目，不過每年5000元的房租卻讓陳妻愁腸百結。

　　只要救助不停，家里付出就會不止，他知道這個循環的結果，只能靠說好話和賠罪換來全家的暫時安寧。“你不吃不喝，又能幫幾個人”，面對妻子的責問，他常無言以答。

　　煩名——炫目的光環讓人進退兩難

　　“我沒想到這輩子出那么大的名。”陳思坦言。他11歲的女兒曾對炫富的同學反擊道：“你們家再富，也沒有那么多的記者去采訪。”走進陳家，顯眼處掛的是陳思分別與魯豫、和晶的大幅合照。“我在大橋上經常被游客認出，要求合影和簽名。”陳思不無自豪地告訴記者。

　　出名的代價是公眾對你的要求只升不降，意味著自己的付出有增無減。比如頻繁的媒體采訪，耗工耗時，總請假老板不樂意，可自己還要配合。比如給被救助者的經濟資助少了，別人就會說，沒見過這么摳門的先進……

　　陳思處在兩難之中。去年12月1日，他曾在博客上宣告：“由于生活秩序被打破，從現在起謝絕媒體采訪。”可是，“電視臺一來，女主持一恭維，我又乖乖地跟他們上大橋了。”他實話實說，“我有時候真不想干了，可不干，又怕人說我沽名釣譽，干吧，實在是打腫臉充胖子。”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辦？”記者問。“我雙休日騎摩托車上大橋每天的汽油費是十塊錢，等哪天付不起汽油費了，我就坦然不上橋，起碼不做固定的‘守望者’了，你看行嗎？”

　　“行不行都可試試，如果哪天你真的不上橋了，應該相信社會能理解和包容一個已經盡了力的人。”說完這話，記者和陳思不由都沉默起來。記者林培

　　記者手記

　　陳思的煩惱，其實是千千萬萬社會志愿者的共同煩惱，只不過陳思勇敢地說了出來。我們總習慣于對“社會義士”的發現、弘揚和褒獎，而忽視對他們所從事工作的社會化援助和支持，客觀上讓他們變成單打獨斗的“孤膽英雄”，最終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陳思進退兩難的煩惱，來自個人和社會角色的交錯混淆，反映了社會救助機制的缺失和對輕生者生命權保護的乏力，而僅僅靠“見義勇為”和“道德正義”是無法彌補“制度缺陷”的。陳思的無奈和煩惱，也可理解成是對構建社會救助機制的迫切呼喚。當然，防范自殺是個全球性的難題，近年南京市有關部門也已經做了大量有效防控工作。但當務之急是要把像陳思這樣的志愿者力量整合起來，建立可持續救助的社會救助體系，包括資金募集、基金儲備等保障機制，形成個人和社會一體化的聯動機制。相信那時，陳思們將笑口常開。記者 林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