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少年被村支書以懷疑偷錢之名拘禁在自家藥房里，于是，感覺無臉見人的兩少年相約服毒自殺，結果是一死一傷！

　　這是10年前發生在撫州的一場悲劇！而讓人詫異的是受害者家屬在10年時間里選擇了沉默，而到10年后的今天他們突然又站出來舉報村支書。家屬沉默的背后藏著怎樣的隱痛和無奈？幾千人的村莊對此為何又整體緘口？

　　22日、25日記者兩次深入該村地調查，還原了事情的真相。

　　哥哥為冤死弟弟申冤 十年前命案浮出水面

　　鄧廣輝是撫州市臨川區太陽鎮鄧家村七組村民，7月31日，他為十年前冤死的弟弟鄧建輝向撫州市領導遞交了一份申冤書。據了解，市領導對些事非常重視，當場作出查辦此案的重要批示！

　　8月1日，撫州市刑警支隊與臨川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的精干警力成立了專案組，采取秘密外圍調查的方式獲取了村支書鄧功興涉嫌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證據。刑警支隊許堅大隊長告訴記者，3日，他們就把到派出所辦理戶口的嫌犯鄧功興抓獲。然后他們立即進村開展公開調查取證，找到了當年參與埋尸的村民、確認了埋尸地點，并開棺驗尸。在證據面前，鄧功興對10年前非法拘禁致鄧建輝死亡一事供認不諱。16日，鄧功興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批準逮捕。

　　村支書診所丟失60元 兩少年莫名遭“審訊”

　　為了揭開事情的真相，22日、25日記者先后兩次來到有2000多人的鄧家村對此事進行調查，可當記者打聽死者父親鄧加祥的名字時，鄧家村的村民開口就問記者：“找他干嘛？”記者亮名身份時，他們都稱“不知道”。之后，記者自稱是死者哥哥鄧廣輝的同學這才有人指路。

　　面對記者的采訪，鄧加祥小心翼翼地說：“他的家族勢力太大了，所以村民不敢指路，我也擔心向媒體透露后家里會遭到報復。”幾經思考之后，他終于向記者回憶起當年那場慘劇。那是1997年3月5日早上7時許，正在看電視的小兒子鄧建輝被鄧功興的堂侄叫走了，當時他也沒在意，拎起鋤頭就到田里干活去了。兒子在之后的幾個小時發生了什么事他就不清楚了。

　　記者了解到，原來鄧功興(是村支書還是鄉村醫生)發現家里診所的抽屜被撬，少了60元錢，于是，他便向附近鄧家小學的老師詢問是否有小孩到他家玩過，經過一番打聽，鄧功興懷疑錢是被該村兩少年鄧建輝和鄧志龍所偷。于是，就讓堂侄把鄧建輝、鄧志龍叫到小診所內審問。

　　在采訪中，鄧志龍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我和鄧建輝進了診所，站了幾秒鐘，鄧功興就拿好了紙和筆大聲地叫我們跪下，語氣非常兇，我們嚇得趕緊跪下了，接著，他大聲呵斥：‘我看你們還敢偷診所的錢不！’當時，我們兩個人低著頭沒做聲，鄧功興看到我們沒吭聲，氣急敗壞的他彎下腰抓起鄧建輝的手臂用力抖了幾下，鄧建輝被嚇壞了，就承認了，我看他承認了我也承認了。”回憶起當初的一幕，現已結婚的鄧志龍雙腳仍緊張得不停地抖動。鄧志龍說，當時承認偷錢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鄧功興是村支書，村里的人都很怕他，二是當時他們都只有14歲，而且鄧功興的架勢非常嚇人。之后鄧功興就拿出紙和筆把他們承認“偷錢”的經過寫下來，并叫他們簽了名，然后鄧功興就叫他們站到藥房里去，當時藥房的門只是虛掩著。快到中午時，他拉藥房的門想出去，結果發現門已上鎖了。

　　兩少年相約服毒自殺 村支書指示草率埋尸

　　在藥房里的每一分鐘都讓他們熬得很艱難，下午4時20左右，鄧建輝再次去拉門卻依然沒有拉開，而悲劇就悄然在藥房的這段時間上演了！(以下是記者與鄧志龍的對話)

　　問：“藥房是什么樣的？”

　　答：“當時里面放的全是藥，藥房面積非常小，我們只能站著，都不敢坐下，怕一轉身就碰壞了藥品。”

　　問：“你們被關在那里都做了什么？”

　　答：“什么都沒做，就是傻傻地站在那里。”

　　問：“怎么會想到去喝農藥？”

　　答：“下午4時30分左右，學校放學了，好多學生看我們關在那里，都在窗口指指點點。鄧建輝就跟我說，若家人知道他偷了錢，回去也沒臉見人了，干脆喝農藥死掉算了。我就說，喝就喝！”

　　問：“你們怎么看見那瓶農藥的？”

　　答：“當時那農藥就在門后，門一關我們就能看見。”

　　問：“什么時候開始喝的，喝完之后怎么樣？”

　　答：“約下午4時40分，鄧建輝拿起農藥瓶就喝了一大口，我隨后也喝了，但是覺得太苦，我又把它吐出來了，差不多過了十分鐘，鄧建輝就說，他眼睛花，看不清了。我看見他臉發黑，嚇傻了，趕快大喊救命，但鄧建輝在被送往醫院的途中就不治身亡。”

　　問：“你吐完農藥后就沒事了嗎？”

　　答：“當時，我沒什么事情，一個小時后就開始有些頭疼等反應，我爸爸看見情況不妙就帶我去太陽鎮醫院，在醫院醫生讓我死命灌水，吐了五六次。”

　　記者了解到，鄧建輝死后，村支書就讓村干部去叫鄧明木和鄧毛毛兩人幫助掩埋尸體。25日，記者頗經周折找到了埋尸人之一鄧明木，這位現已61歲的老人依然清晰地記得當初埋尸的一幕：當時村干部告訴我們尸體放在跑馬路上(地名)，還說是鄧加祥的小兒子喝農藥死了。晚上8時許，當我們到了跑馬路時，發現鄧建輝躺在木板上，眼睛緊閉著的，臉上沒有血跡，而旁邊放著一口棺材和一輛板車。于是，我們兩一個抬頭一個抬腳把尸體放進棺材，用板車推至官家山背(一座偏山，按照當地風俗，小孩死了不能葬入祖墳山)，在一塊空地上挖了一米深，把棺材放進去，沒有墓碑，一直忙到晚上12時回家。

　　鄧明木說，作為酬勞，村干部給了他們一條煙和10塊餅。“當時知道小孩子的死與村支書有關嗎？”記者問。“不知道，我們也沒問。”“村干部為何要叫你們去埋尸體呢？”對此他解釋說：“可能是我們兩人比較老實又聽話吧。”

　　懼怕對方“家族勢力”家屬忍痛沉默十年

　　鄧加祥說，下午5時他干活回到家，當時一村民跑到他家告訴他：“加祥，你兒子關在藥房里死了！”這個噩耗像晴天霹靂般把他震懵了，之后就暈倒在地。他和妻子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第四天，村支書讓村干部到他家里就此事進行調解，他沒有答應。“當時，我想過去告鄧功興，可我是一個懦弱的男人，而且是個孤兒，我怕萬一沒告倒他反而砸了自己腳。”鄧加祥慚愧地說，當時好多村民也“好言”相勸：“人家家族勢力強大，親戚又多，有錢有權，你拿什么去告啊，說不定你這個兒子也要被弄死。”談到狀告村支書時，他的妻子堯保仔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記者了解到，要不是大兒子鄧廣輝的堅持，他們至今仍反對去告狀。

　　“那是什么原因讓你們最終敢于站出來舉報呢？”鄧廣輝告訴記者，之所以選擇今年去告發村支書是因為6月份，他夢見跟弟弟在一起玩耍，可當他伸手去拉弟弟時，弟弟對他說：“哥，我死得好冤啊！”醒來時，他淚流滿面，于是，他決定要告別父親式的懦弱，去做一個真正的男人！

　　而這卻是鄧功興所料不及的，記者從辦案民警口中證實，民警在開始訊問鄧功興時，他很不以為然地說：“這件事早就了啦，你們不要找我。”他還振振有詞地說：“我們鄉下死了人都是這么處理的。”

　　在看守所，鄧功興告訴記者，鄧建輝當時自愿承認拿老虎鉗撬開鎖偷了錢，并拿錢去小商店買東西吃，當時他并沒有打他們。“偷了錢為何不把他們送到派出所呢？”記者問，對此他卻說：“我當時是出于好意，因為他是我本村人，小孩又小，如果把他送到派出所，以后到哪里去找對象啊！”他還說，事后，他讓村委會干部、小組組長作見證，與鄧加祥簽訂了一個協議，協議約定由他賠對方7000元，并附帶一句“從此以后再不能追究責任。”對于自己當初的做法，已當了14年村支書的他顯得有些后悔：“當時不應該把他們放到藥房里面，如果送到派出所里面一點事都沒有，當時腦子糊涂了。”但是，死者家屬矢口否認簽訂了協議及拿了賠償費。

　　律師說法

　　村支書將面臨7年以上徒刑

　　江西國風律師事務所的高正維律師指出，以非法拘留、禁閉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權利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本案中，村支書拘禁他人的行為嚴重違法，而且是非法拘禁導致他人致死，構成量刑上的加重情節。由于本案發生在1997年3月份，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特殊性，1997年10月1日實施的新刑法對非法拘禁他人致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1979年刑法規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因此，根據刑法“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所以，應適用舊法，村支書將面臨7年以上徒刑。另外，所謂簽訂的免責協議是無效的約定。

　　社會學家

　　此案蘊含生命教育的缺失和對漠視生命的追問

　　江西師范大學社會學的王力副教授認為，這樣的案子在我國偏僻農村有一定代表性，此事首先折射出的家庭、學校、社會對孩子生命教育的缺失。其次，本案也反映出社會對漠視生命行為的追問，村支書非法拘禁小孩致死亡，家屬未想到或者是不敢用法律討公道，而擁有幾千人口的大村寨也集體選擇失語，這在法治社會是很難想像的事情，由此，還可看出我國有些農村地區民眾法律意識仍然很淡薄。

　　□文、圖/記者陳華世、見習記者黃亞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