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第七屆中國律師論壇召開。律師在我國法治建設中是功不可沒的群體，青年律師是中國律師未來的支柱力量。然而眼下，收入不穩(wěn)定、職業(yè)榮譽感淡薄、缺乏指導、心理壓力大等問題，已經(jīng)直接影響到青年律師的生存狀況，而入行最初的三年，成為青年律師普遍最艱難的時期。

　　實習：西服革履但經(jīng)濟拮據(jù)

　　8月28日晚上7時15分，律師林祥回到位于北京北三環(huán)的家里，這是他和朋友在北京合租的一套二室一廳房子，每月他要負擔1000元房租。坐公交車回家的路上，他的襯衫在擁擠和悶熱的車廂里被汗水浸濕。到家后，林祥顧不上換襯衫，一路小跑著來到小區(qū)菜市場，因為7點半菜市場就關門。他買了兩個包子和黃瓜，這構成了他的晚飯。

　　林祥一臉疲憊，一邊心不在焉地吃著晚飯，一邊看郵寄來的通信費明細。通信費336元，這和房租、水電費加起來，占了林祥月薪3000元的一半多。“我出門辦事輕易不會打車，已經(jīng)半年多沒買過一件衣服，這襯衫和西服還是以前在法院工作時候買的。除去辦案的花銷，還要給家鄉(xiāng)的老婆孩子寄錢。”

　　林祥把自己窘迫的生活告訴老鄉(xiāng)，但他們都不信。“在他們眼里，我來北京做律師，是掙大錢的。他們聽到的傳說都是，北京的律師個個都年收入幾十萬。”林祥自嘲地笑著說，“看我穿著西服革履，出入高級寫字樓，其實我經(jīng)濟很拮據(jù)。”

　　“我有心理準備，做實習律師是我最困難的一年，隨后的兩三年情況可能好一點，但也沒有很大改善，無論如何我要堅持下去。”林祥給自己鼓勁。他大學畢業(yè)后在家鄉(xiāng)江西找到令人羨慕的職業(yè)，在地方法院當了8年法官。其間，他考取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畢業(yè)后留在北京發(fā)展。他現(xiàn)在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實習律師。

　　林祥所在的律所在北京的律師事務所中屬于中檔規(guī)模，律師30名，只有兩個實習律師。“律所是合伙制，合伙人就是老板，老板有3個助手，叫工薪律師，而我是給工薪律師做助手的。實習律師其實非常難找到接收的律所，我是通過導師的關系才能進來。”林祥清晰地描述律所的層級，用來說明他目前的處境。

　　“所里另一名實習律師的情況比我還差，我畢竟工作了8年，有些積蓄。那個律師研究生畢業(yè)后來實習，每月2200元，除去房租和吃飯，所剩無幾。我們都盼著熬過這一年，能成為工薪律師，那樣就可以自己接案子了。”林祥說。

　　然而，即使能自己獨立接辦案件，情況也并沒有林祥想得那么好。

　　魏清換到第三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一年多，平均月收入4000余元。魏清在第一家律所里度過一年半實習期后，換到第二家律所當工薪律師，底薪2500元，自己接辦案件可以提成。兩年下來，她的實際收入平均每月3000元。

　　“做工薪律師其實就是給合伙人當助手，我們主要做訴訟案件，我的工作就是準備訴訟材料。有的法律文書需要在案頭寫，有的證據(jù)需要去外面取證，反復開會研究案情，這些事情占用了大部分時間。即使有人來找我代理，我也沒什么時間做大案子。當然，也不可能有大案子會分配到我頭上。”魏清說。

　　魏清做工薪律師的兩年里，獨立代理了幾起合同糾紛和遺產(chǎn)分割糾紛。她說，這都是合伙人的人情案子，掙不到錢。魏清說：“遺產(chǎn)分割的案子，合伙人象征性收三四千元，有的合同案子干脆就不收代理費。這些案子合伙人沒時間做，就交給我來做。我費力做完也掙不到錢，三四千除了上交所里、請客答謝人情，自己能得到一千，但這還要扣除辦案成本。”

　　執(zhí)業(yè)：難以逾越“二八法則”

　　有兩年律師工作經(jīng)驗后，魏清認為自己“單飛”的時機成熟了。她從第二家律所辭職，來到現(xiàn)在這家律所做執(zhí)業(yè)律師，可以自己獨立找案源辦案子。她沒想到，獨立辦案之后，事情變得更糟糕。

　　魏清在以前的律所做訴訟業(yè)務，非訴訟業(yè)務不熟悉。“訴訟業(yè)務我又接不到案子。刑事、行政案子我不代理，只代理民商領域的訴訟案件。但當事人看我太年輕，向所主任表示，希望換更有經(jīng)驗的中年律師來代理。沒有案源我就沒有收入，情況比做工薪律師時候還差。”魏清這樣描述她獨立接案后的遭遇。

　　魏清在換到第三家律所的最初半年里，有幾次想放棄做律師職業(yè)。幸運的是，她遇到一個好主任，分配給她案子做。這一年來，隨著她的業(yè)務成長，月收入終于突破4000元。她對目前的狀況很滿意：“我覺得這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一些從外地來北京發(fā)展的年輕律師，甚至糊口都成問題。律師都能年薪幾十萬，是太不了解這行業(yè)的誤傳。我大學畢業(yè)5年了，現(xiàn)在是我們同學中的低收入者。”

　　林祥和魏清這樣的青年律師在最初3年內的生存危機，并不是只存在于北京。廣東明境律師事務所主任胡福傳說，所里有的年輕律師工資竟為負數(shù)，因為沒有接到案件而又要向律所交納保險和管理費等。

　　上海首個青年律師生存狀況調研結果顯示，由于收入低、沒有案源、缺人指導，使得執(zhí)業(yè)前3年成了青年律師普遍反映的“最為艱難”的時期。特別是執(zhí)業(yè)前兩年，不少青年律師大多入不敷出。有近10%的青年律師因種種原因挨不過這段時期，最終不得不轉行。

　　在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的7129名會員中，30歲以下的青年律師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但在去年全市律師近28億元的收入中，80%的收入來自中年律師。而在25-35歲的律師中，有60%的人年收入不足5萬元，有車族的比例僅為3%。

　　廣州市律師協(xié)會聯(lián)合華南師范大學對177名律師進行的調查顯示，35%的律師可支配年收入僅為3萬元以下，屬于低收入律師。42%的律師一年辦理訴訟案件數(shù)量在10件以內，62%的律師一年辦理的非訴訟案件在5件以內。

　　重慶市律師執(zhí)業(yè)報告中，去年律師個人年收入僅3萬元左右。部分律師特別是青年律師，一年收入不到兩萬元。江浙一些地區(qū)，執(zhí)業(yè)第一年的月薪只有1000元。廣東明境律師事務所主任胡福傳用“高學歷的低收入階層”來形容青年律師群體。

　　管理學中的“二八法則”在律師界再次被證明為經(jīng)典理論。上海市律協(xié)一項調查顯示，全市律師28億元總收入中，80%的收入由20%的律師創(chuàng)造。廣東省的調查結果是，律師收入呈金字塔式，10%處于頂端，約20%處于偏上，而70%以上的律師則生活艱難。造成律師收入差異的最關鍵要素是案源。

　　案源：揮不掉的心理陰影

　　林祥9點來到東三環(huán)附近高檔寫字樓里的律所上班，做實習律師期間，他要坐班，這也制約了他自己出去跑案源。他案頭放著近期要辦理的4件合同糾紛案材料，他的工作是，給這4件案子找到各自相應的法律法規(guī)。

　　林祥說：“我的工作是找法條，所里沒有律師助理，這就成了我的工作。工薪律師負責搜集材料和取證。我和工薪律師都不用找案源。”

　　林祥所在的律所里有3位合伙人，擅長的領域各不相同，但共同點是，他們都有源源不斷的案子自動找上門來。林祥協(xié)助的合伙人曾經(jīng)做過高級法院的法官，辭職后轉做律師。由于建立了較好的人脈關系，幾個城區(qū)里的政府相關部門和企業(yè)指名要他代理法律事務。“他每年要辦的案子多到辦不完，所以他挑案子，不是案子挑他。”林祥認為，可以挑案子是大律師的表現(xiàn)。

　　林祥很明白，案源等于收入來源，無論哪個律所，對于能找來案源的律師都另眼相待。所以，有經(jīng)驗的律師對于案件資源不會讓青年律師分一勺羹。林祥所在所里的工薪律師，跟隨合伙人四五年，雖然每年都加薪，但始終不能接觸到案源的核心聯(lián)系人。“在業(yè)務上，老律師愿意指導，但在資源上，他們卻一點不放松。如果是請邊緣關系人吃飯，合伙人就讓工薪律師去，甚至也讓我代替。但只要是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核心人物，他們一定親自去。”他說。

　　魏清在第二家律所里做工薪律師，自己沒找到一起案子。在現(xiàn)在這家律所里，為找案源，她想了不少辦法。比如，她充分利用同學資源，和在企業(yè)公關部工作的同學建立聯(lián)系，希望推薦自己。另外，她曾經(jīng)負責接免費法律咨詢電話，這讓她發(fā)現(xiàn)了一個和媒體搞好關系的渠道。只要是記者打電話來咨詢或采訪，她都熱情回答，并告知對方自己的聯(lián)系方式。時間長了，她的名字在媒體上偶有出現(xiàn)，增加了她的知名度。

　　魏清現(xiàn)在自己能找到案源了，但幾乎都是標的額在萬元以下的小案子。除了代理費低，真正讓魏清發(fā)愁的是，她現(xiàn)在自己找來的案源，都是親友、同學和老客戶推薦的，她缺少開發(fā)新客戶甚至建立固定法律服務的渠道。

　　魏清現(xiàn)在很清楚，身為“80%群體”的矛盾性。做工薪律師，沒有找案源的壓力，但收入低；做執(zhí)業(yè)律師，進行風險代理，有可能獲得高收入，但每天都面對找案源的壓力。只有進入了“20%精英”的隊伍，這個矛盾才能解決，然而不是每個律師都有這種運氣。

　　壓力：難以排解選擇轉行

　　聽到“青年律師最難熬過最初三年”這句話，李蕭瀟深有同感，她就是在做律師的第三年決定放棄的。李蕭瀟之所以放棄做律師，一是覺得成本太高，不劃算，另一個是對未來失去信心。

　　李蕭瀟是在大學法律專業(yè)學費陡增那一年考上大學的，每年學費6000元。畢業(yè)后，她考了兩次司法考試，每年在輔導班一項上就花掉4500元。終于千軍萬馬闖過獨木橋，考取了律師資格證書。為了盡早完成實習，做了一年低薪律師。她說：“當時我每月就1200元，我的工作基本上是給律師沏茶倒水、打字復印，偶爾會寫寫法律文書。”

　　實習期滿，李蕭瀟成了正式律師，但她的工作內容和以前變化不大。于是，李蕭瀟決定換工作。

　　到第二家律所，薪水雖然有所提高，但她業(yè)務不熟練，只能繼續(xù)給律師當助手。半年后，她再次跳槽，這次她給自己定位為專門代理婚姻糾紛。所里照顧她，沒有讓她交保險費，但她找不到案源，心理壓力越來越大。她覺得自己不得不再次換律所。

　　不了解內情的父母給李蕭瀟帶來另一種壓力：“家鄉(xiāng)的親友知道我在北京做律師，爸媽很驕傲，還給我定下目標。三年買車五年買房，十年之后能自己開律所，把家鄉(xiāng)的弟弟妹妹帶出來。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啊！”她哭笑著說。

　　這些壓力交織在一起，李蕭瀟開始神經(jīng)衰弱，常常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她想到那些沒做律師的同學已經(jīng)年收入6萬、8萬甚至10萬元以上，自己仍在為每年能否有三五萬元的穩(wěn)定收入發(fā)愁。在拿到律師資格的第三年，李蕭瀟終于決定轉行。

　　在第七屆中國律師論壇上，湖北維力律師事務所魯斌、葉平律師將青年律師的生存困難羅列下來：收入少，經(jīng)濟壓力大；社會資源貧乏，案源少；缺乏經(jīng)驗，引起社會偏見，造成執(zhí)業(yè)困難；自身心理素質不穩(wěn)。重慶市十幾位優(yōu)秀中青年律師在介紹經(jīng)驗時，無一不談到自己執(zhí)業(yè)最初三年的艱辛。

　　魯斌、葉平律師分析，青年律師進入律師行業(yè)的成本高昂，這使他們負擔過重。特別是在律所管理上，青年律師和其他律師不加區(qū)分，該交的費要交，該上的保險要上，該納的稅要納，沒有任何政策性傾斜，他們的發(fā)展得不到鼓勵。

　　所幸的是，全國律協(xié)已經(jīng)意識到青年律師的生存危機問題。2002年全國律協(xié)成立了專門的教育委員會，與美英等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律師組織合作舉辦了多項律師培訓計劃，主要培訓對象就是青年律師。此外，在全國律協(xié)指導下，一些省市紛紛建立了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為青年律師提供幫助。另據(jù)來自全國律協(xié)的消息，旨在扶植青年律師成長的傾斜政策正在制定之中。(記者 袁 婷)